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需求不旺、产能过剩、成本上升，一些企业能力不足，一些企业意愿不强
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从去年同期的13.6%跌落至5.7%。前4个月，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到5.2%，比全部投资增速低5.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根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一般都会略高于投资的整体增速，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最高时曾达到65%左右。可是，今年民间投资增速却低于全部投资增速。
事实上，为确保投资平稳，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不少调控举措，比如连续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实施定向降准，又比如扩大专项建设基金规模，推出重大工程包等等。但是，民间投资增速仍在回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所研究员刘立峰分析，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原因复杂：一方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不足矛盾有所加剧，相当一批民企的市场订单减少，民企扩大投资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税费负担较重、资金成本较高等问题仍然存在，使民营企业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受此影响，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开始到东南亚等地投资建厂，替代了部分国内投资。”
“目前看来，投资增速回升更多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较快增长，这一方面说明‘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另一方面，由市场主导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也说明经济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突出。”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分析。
存在哪些具体障碍？
“玻璃门”“弹簧门”挡住“门路”，“融资难”“融资贵”绊住“马腿”
很多企业和专家表示，民间投资增速放缓，既受经济走势影响，也受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制约。
“玻璃门”“弹簧门”，挡住了民企投资的“门路”。
“民营企业中，中小企业较多，对投资风险更加敏感、顾虑更多，出手也就更加谨慎。”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缪荣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企业都希望把有限的资金投向回报高、风险小、把握比较准的项目，而恰恰在这些领域，还存在着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36条”“鼓励社会投资39条”等政策以鼓励民间投资，但效果不明显。在实际落实中，这些政策往往被设置了各种花样的“隐形门”。在刘立峰看来，要打开这些“隐形门”，除了明确政策导向外，还需更有操作性的“钥匙”，比如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和政策细节，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等。
“尽管政府一直在推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但是进展不太理想。”缪荣说，很多地方拿出的项目盈利水平不高、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再就是在合作中对民企合法权利保护不够，让企业产生了观望情绪。”
“融资难”“融资贵”，绊住了民企扩大投资的“马腿”。
河南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坦言，一些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民企，要么不愿意放贷，要么把利息定得比基准利率高出四成、五成，如果上马新项目，利润刚刚够还利息，还不如不上。“一些大企业资金成本才3%、5%，我的资金成本超过10%，投资当然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近40年，许多民营企业进入了由大变强的阶段。企业要做大做强，光靠自身财力不够，就需要融资。”刘立峰认为，在一些地方，获得关键要素的待遇不一致，直接造成民企债务成本高企，甚至导致部分民企资金链断裂。
市场竞争秩序尚不公平，束缚了民企稳步发展的“手脚”。
“为了保护棉农利益，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管理，出发点是好的，但如何分配才更公平呢？”对王雪荣投资的纺纱厂来说，棉花是最重要的原料，在进口棉花比国产棉每吨便宜几千元的情况下，用上进口棉花就意味着成本的大幅降低，“而进口配额往往被少数企业得到。”
“不只是配额管理，还有扶持补贴、税收优惠、资金减免等等。现在一些地方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还是有点多。其实，我们不需要政府补贴，只要把竞争环境搞好就行了。”在缪荣看来，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对于推动民企发展、扩大民间投资尤为重要。
如何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放宽准入门槛、破解融资难题、引导投资区域流动，给企业家吃“定心丸”。
“真正好的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强、转型升级着手早，现在仍然生机勃勃、不缺投资方向，好多还在加大投资力度。”缪荣相信，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只要措施得当，民间投资活力就有望得到进一步激发。潘建成认为，要激活民间资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民间资本打造宽松公平的营商环境。
“畅通沟渠”——在更多领域放宽准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PPP项目需要较长的磨合期，社会资本充分了解后才敢进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坦言，下一步要推进立法保障、完善公共事业领域价格机制，以及建立合理的回报机制等，真正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刘立峰则建议，未来应将“公益性项目+经营性物业”综合用地模式扩展到城市道路、水利、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益性较强的项目中，为PPP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打破瓶颈”——破解民企融资难题。
2015年以来，为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和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国家先后推出了5批、上万亿元的专项建设基金，以少量政府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对此，刘立峰建议，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特点，设定民营企业在专项建设基金中的合理比例，以增加对民企的支持力度。另外，还应大力发展政府主导或支持的担保机构，健全各级财政对企业融资担保的风险补偿机制，在中央和省级层面设立再担保机构或再担保基金。
“腾挪转移”——引导投资区域流动。
“前4个月，东中西部地区在全部投资的增速上差异不大，但民间投资增速却显著不同，由东到西逐步下滑，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增速只有2.9%，低于东部4.8个百分点。”刘立峰认为，当前许多投资本应从东部沿海转移至西部地区，而非流向国外，“为此，可以通过实施特殊优惠政策、增加政府资金补助等方式，吸引东部地区的民间投资向西部梯度转移。”
与给项目、给资金相比，民间资本更需要政府给的是投资好环境。“中央提出打造新型政商关系，各地各部门不能将其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需要将其落到实处，让民间投资者充分体会到机会的平等和政策的善意。”缪荣说，要营造尊重市场、尊重企业的舆论氛围，让真正想干事的企业家放下顾虑、专心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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