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18个部委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下称《方案》），要求补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养老、体育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方案》更是鼓励地方政府依法合规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和服务。
在过去的5年中，PPP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按照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截止2018年12月末，管理库项目累计8,654个、投资额13.2万亿元。
在2017-2018年度经历了治理、清库、规范后的PPP在2019年会有哪些预期？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华珍。黄华珍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融资法律服务，为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建筑、中国交建等大型金融机构、产业资本的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投融资法律服务。
记者：通过对政策和市场的观察，您认为2019年的PPP相比2018年，是否会有大的改观？
黄华珍：对于PPP投融资而言，2019年会较2018年有所改观，一是2019年政策环境会更有利于基础设施投资，2018年政策更偏重于防风险，2019年会更多地强调保增长。二是经过2018年一系列规范整顿，PPP项目更趋向规范、健康，低价无序竞争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对于真正有资金、建设运营实力的投资者而言，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三是在新规之下，PPP几乎是金融机构投资政府基建项目为数不多的可用渠道，在2019年积极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下，通过对新型投资模式的探索，2019年金融机构的投资意愿会更强烈，落地率也可能会提升。
记者: PPP在2019年的发力点会是哪些？
黄华珍:一方面完全政府付费的项目将受限，未来挖掘PPP项目的经营性、市场盈利性会是PPP发展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中场休息后再度入场值得期待，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基础设施投资新模式可能开启新篇章。
记者：相比过去五年的快速发展，在未来的PPP发展更要注意哪些方面？
黄华珍：一是保持政策的稳定连续性；二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顶层设计；三是加强理论研究，探索中国式PPP的基础理论问题，明确PPP的价值、定位、功能，与其它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之间的衔接，完善政府投资制度体系。
记者：对于PPP的参与各方，2019年的信心能否恢复？如何恢复？
黄华珍：信心的恢复不仅需要有政策信号，而且需要有制度支持。在政策信号方面，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多少看到一些。但是制度支持方面却是缺位的。我们如何创造中国PPP的特殊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哪些是根本性、规律性、必需性的保障需要明确，比如政策的稳定性、政府信用、财政制度等等。我觉得从根本上，需要靠顶层“良法”建设和底层“执法必严”来修复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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