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之难在于须贯通融政融商融资。不融政，不解政府之初心，何以融商？不融商，不了解市场经济之基本规律，何以融政？政商且不得相融，何以融资？不得融资之PPP，初心安在？不忘初心，从我做起。一家之言，欢迎评议。
作者：易斌 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
每一个做项目的人，都希望自己的项目圆满成功，都希望在做项目的时候，每一个决策都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毛泽东给出了回答：“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北京地铁四号线就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不可多得的经典成功PPP案例。
PPP是2014年9月国务院43号文在国务院层面首次提出，北京地铁四号线在2002年就开始策划，2009年通车。它怎么就能在十多年前就预见到中央要推广PPP的决策，做出一个在2014年堪称经典的PPP案例呢？这就是促使我们不断研究北京地铁四号线PPP项目的魅力所在。
北京地铁四号线本是一个普通的BOT项目，但是在当时也不普通，因为是采用BOT方式建设。BOT模式是国际上流行的一种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在国内运用的并不多，用在地铁项目上还是第一例。
本世纪初，我们国家刚刚加入WTO, 申奥又获得成功，整个国家都呈开放事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北京地铁四号线刚好又是奥运项目，直通奥运场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套。在这种背景下，有关方面认为，建设北京地铁四号线也要体现出改革开放的精神，决定采用国际上流行的BOT方式建设，与国际接轨，以体现北京开放的姿态。
在与国内外投资人洽商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商。由于北京地铁四号线是奥运项目，2008年奥运开幕前必须投入使用，受到工期的限制，只有被迫开工。这事本来也就结束了，但有关方面于心不甘。认为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时代，不采取与时共进的运作方式有愧于时代，于是乎继续寻找投资商。最终“苍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了投资商——香港地铁公司。
有关方面很明确，北京地铁四号线采用BOT方式，地方政府不提供项目融资担保。
香港处在完全市场经济体系之中，香港地铁公司有着丰富的地铁建设运营经验，深谙市场经济之道。在与地方政府往来多次的谈判中，反复考证客流人次这一指标。地方政府给出专家做出的测算数据，香港地铁不放心；双方共同邀请国际知名同行专家进行论证测算，香港地铁仍举棋不定。香港地铁公司在当时也没能预见到“北漂”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增加北京人口，其主要顾虑有二，第一交通规划权属于地方政府，如地方政府再规划一条与北京的地铁四号线基本平行的线路，或加大相关地面交通的投入，改变地面交通公共福利均会改变项目客流指标。第二功能规划权属于政府，若政府通过区域规划影响北京地铁四号线周边人口布局，也会影响项目客流指标。
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不下。最终达成一致，设定一个客流量门槛值。实际客流量没有达到双方协议的门槛值，地方政府按照门槛值给香港地铁公司补足；实际客流量大于门槛值，收益部分香港地铁与实施机构分成。通过这种机制平衡双方的风险。
双方达成协议之后，鉴于工程已经开工建设，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将项目做一个切割。已经施工的地铁洞体继续施工，独立运作；剩下的设备安装、调试、运营部分，采取BOT方式运作。项目一经落地，实施顺利，至今运作良好。
这个看上去波澜不惊，顺水顺风的北京地铁四号线，给我们的启迪还是颇为丰富的。
第一，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地铁四号线成为PPP的经典之作，极具偶然性。不是哪位能人高瞻远睹、精心策划的产物。双方的本意是要做BOT，差一点BOT都没做成，但最终做成的是PPP，自己都不知道做成的是PPP。双方追求的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项目做好。洞体已经施工，纳入项目中商业结构太复杂，就将其剔除；客流量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就设计成门槛值，分担双方风险。一切看上去的自然，都来自顺势而为，故也就有了应运而生。
第二，客流量门槛值的设计，是本项目的点睛之处。本着踏踏实实做好BOT项目，互谅互让解决商业中的分歧的态度，不小心创设出了客流量风险分担的机制。该机制的设立，无论从商业上还是法律上都改变了BOT的性质，将项目转化为PPP项目。这也给先期推广PPP造成错觉，一些观点认为BOT就是PPP，也都拿这个项目做例证。
第三、BOT项目在我们国家风靡二十年，所完成的项目数以万计，为什么独独北京地铁四号线做成了PPP模式，而其他项目没有呢？这个问题一度也曾困惑着笔者，直到有一次看到下图，令我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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