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PPP项目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的成本是5，第二个阶段的成本不确定——有可能很高，例如是10；也有可能很低，例如是4。假设这两种成本出现的可能性是差不多的，那么第二阶段的平均成本是7。承建商有可能事先就知道第二阶段的成本是多少，但也有可能不知道，只知道平均数。政府领导也不知道。假设整个项目的社会价值是14，用低成本的方式来进行的话，14-5-4＞0，这意味着这个项目是可以做的；如果按照平均成本计算，14-5-7＞0，这个项目也是值得执行的；但如果选择高成本，则14-5-10＜0，这个项目就变得没有任何社会效应。
但假设政府领导人通过一些项目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好处，那么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推行成本较高的项目来获取其政绩。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要使公共投资发挥最大效应，就要遏制这种高成本项目的发生，就要让地方领导人不能推行高成本的项目，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社会效益。
此处要考虑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承包方没有能力承受这个项目的金融风险，在不能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要根据成本补偿的合同机制，允许承建商在偿还项目成本的同时额外获得一点利润。假设利润是1，中央政府可以给地方政府设置一个开支上限（假设这个上限是13），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成本低的时候，承包商便愿意接这个项目。因为项目的成本是4+5，只要政府支付10，承包商就能获得1的盈利。这样一来，项目成本低又有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如果成本高的话，承包商就不愿意介入了，因为政府支出的上限只有13，不够覆盖项目成本。这样一来，可能在政绩上对地方政府有好处，但是对社会没有好处。
在成本不确定的情况下，承包商不接受这样的一些项目，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成本太高自己就会亏本。所以在承包商必须承受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开支限额会使得项目建设方案有瑕疵。
另一种情况是承包方能够承受项目带来的风险。
我们假设承包商能够承担部分金融风险，中央政府继续设置一个开支限额，如13，地方政府可以和承包商签订一个固定价格的合约，即无论何种情况都支付13的报酬。这样一来，即使成本是不确定的，承包商也愿意接受，因为他所预计的平均成本为5+7，比13要少，所以不管是在成本低或成本不确定时，承包商都愿意接这个项目，但是如果他明确知道这个项目成本高的话，那就不一定了。所以，给地方政府设定开支限额，能够促使其选择有良好社会效益的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承包商而言，他愿意接受这些风险，纯粹是因为得到了激励，而不是源于他最终能获得多少分成。
传统的采购合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承包商分别是两家企业，那么适用于PPP固定价格的合约对其就不合适。因为当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前，第二阶段的承包商已知道成本的高低，这样就没有任何机会再去参与一个成本不确定的项目。
这样一个PPP的模型之所以实用，是因为承包商知道它背后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他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承包商在第二阶段已经知道这个成本，前面提到的算法和原则就都不成立。对于未来而言，这种PPP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让政府和民营或者社会资本一起合作。同时，它也能够让地方政府、民营承包商、中央政府去思考自己所要的东西。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是他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发言，授权《中国经济报告》独家发表，李大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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