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力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形成于1998年，当时最主要的经济环境背景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年，经济通缩，出口与消费受严重影响，投资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动力。房地产+政府基建+制造业+工业的四大引擎是1998年-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力量。自2008年爆发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全面熄火，消费与投资一直是主要拉动力，其中投资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擎天柱。2012年开始，消费与投资增速不断下行，到2015年投资下行到个位数，直到2016年一季度投资才上升到两位数，消费增速持续放缓，民间投资更是下跌到不要不要。
2015年开始，大基建+PPP与房地产+政府基建+制造业+工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五个新引擎，大基建+ppp模式已是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增长的主要核动力。改革无法起到立竿见影作用，能使中国经济增长短期见效与“稳增长”唯有投资，投资的五大支撑即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工业，加上新的引擎器-大基建+ppp。
老板要“抱公家大腿”太困难了，因为地方政府的“大腿”没这么容易抱。按照媒介报道，第一个季度，民间投资呈现出罕见的失速。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其中，政府投资由去年底的9.5%猛增至20.6%，民间投资却由10.1%“腰斩”至5.2%。对比实在很明显。民间投资和国企投资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民间投资失速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一些老板想把钱给投到国外去；民营资本融资难，得不到很好的政策扶持等等。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很多行业和生产部门，国有资本的进入门槛低，且处处被信任、受照顾，而民企则很难介入。最近一个季度，民间投资的增速在第三产业呈现出断崖式下跌，第三产业恰恰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着重转移和发展的方向。民资只能在制造业扎堆。
好的投资机会在一定时间段内是有限的，倘若这个机会给了国有资本，那么民间资本自然就难为。换句话说，天平倾斜了，民资遭遇着不公平待遇。如据新华社报道，重庆一位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坦言，现在民间投资面临最大的困惑是缺乏公平待遇。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行业都不挣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业效益都不错，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也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白眼”频“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最值得一说的是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
本来这种模式被寄予厚望，政府和社会资本一起出钱出力，共同建设公共事业，既能拉动内需，又能提高举办公共事业的效率，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然而，从private（私营资本）被翻译成了社会资本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里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国资为主，正儿八经的民资却无所适从。
PPP项目的前期能够得到大量的财政补贴，目的是加快项目的启动。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29日，全国各地共有7110个PPP推介项目，总投资约8.3万亿元。然而，截止2月底，开工的项目仅仅占总数的5%。财政的补贴扶持力度却一直是加大的。从中央、省一级政府，再到市县级政府，都有不同的补贴措施，从直接给钱到贴息贷款再到土地优惠，不一而足。政府融资平台依然可以介入PPP项目，地方政府利用“PPP”打掩护，变相地为其进行了融资。如赛迪智库副研究员赫荣亮所言，私人资本被驱逐了。他还总结了“伪PPP”项目的潜在危害：公众利益受损；监管力度不及；风险向政府倾斜，社会（纳税人）买单成本过高。
民资想要进入的行业，门槛高、壁垒足，于是只能在门外打转。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是而今低门槛的制造业已经不是好去处，民间资本转过头却发现，钱捏在手里，找不到项目，没有门路，审批的门槛像座大山。此外，可进入的项目如果设计有问题，稳定性没有保障，其实也是在变相赶客。明明PPP该是民间资本的盛宴，却也是国资优先。于是那些有想法、有创意，同时更灵活的民企很难“很难抱上公家的大腿”。一来二去，结构性壁垒其实不仅仅没有消弭，更是愈演愈烈，而民资的萎靡，对于中国经济毫无好处。
按经济学家说法，对中国来说，实实在在的增长源泉来自改革对生产要素供给、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创新动力的激发，因为需求因素向供给因素的转化是有约束条件的，因而是有限的。由于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减缓、物质资本形成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等，“十三五”时期平均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在“十二五”时期7.6%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2%。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固然应该学会适应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但是，正确引导新常态将有助于及时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速度。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2014年为7.14%。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GDP增长，则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6.86%)之上。
采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法验证经济发展阶段，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也可以较好地解释减速的原因。不仅如此，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2016年，接力房地产+政府基建+制造业+工业+消费之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器是大基建+ppp模式，总理的讲话透露出两个主题词：大基建+PPP。2016年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武汉考察中央商务区地下综合管廊时说：要积极探索PPP模式，通过完善回报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地下管廊建设，有效避免城市路面动辄“开膛破肚”，消除“马路拉链”。我们的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深度广度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地下空间不仅是城市的“里子”，更是巨大潜在资源。所谓的大基建，主要是指高铁、高速公里、机场、轨道交通、治污、地下管廊、城市地下排水设施等。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与下行压力巨，不加码基础设施，必错失最好的稳增长时机与错过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机会。没有大基建的支撑稳增长，房地产降温一旦再陷入持久战，等下去就是中国GDP大下滑、严重失业率潮，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
发红包的消费与税收及财政的优惠政策，已经不能阻止经济下行，唯有投资加码。大基建只要选好项目，会对中国经济有效的拉动，不仅可以解决就业，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可以对经济持续增长形成正面效力。按照设计使用年限至少100年以上，每公里综合投资在1亿元左右。如果今年真的做到在全国大城市开工建设2000公里的管廊，带来的投资将达到2000亿元。国家还宣布要修建500个通用机场，把申报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人口从300万降低到100万，在加上新开工的高铁，这几个大项目带来的投资就可能高达3万亿。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历来包括五大块：基础设施、房地产和民间投资+制造业+工业。最近两年来，通过不断降准降息，以及出台各种利好，中国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趋势有所缓解，但由于库存量增大，投资增速回暖难以持续；至于民间投资，投资增速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雪崩式下滑，到2016年4月份，已经出现持续下降。2016年5月9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言之后，货币政策、楼市政策、股市政策事实上都发生巨大变化，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投资下降的问题。
大基建+ppp的稳增长新引擎，已经在2015年开始，今年会是“大基建+PPP”大规模进行时，大量提升城市价值、提高社会效率的项目会集中出台，这将带给民企巨大的机会，并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题材。所谓PPP是指政府和民营企业联手投资开发基建的模式。其一是解决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其二是解决民间投资缺少项目的问题。其三是减少政府财政与地方债务的压力。其四是减少政府垄断与寻租空间。其五是增加私人投资的空间。政府将出台一系列举措，比如税收和金融政策上的支持。昨天傍晚传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2016年重点公路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显示出国家加快推进大基建的强烈紧迫感。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对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而就在上周末，《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被证实确由国务院发文，文件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2016年11月底前对辖内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同时进行自查。互金行业已步入前所未有的严管阶段，而民间投资PPP项目获得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因此，PPP项目有望在下半年迎来新一轮落地高峰，这将给P2P平台与PPP项目联姻的“P2G”模式带来新的契机。
目前全国各地已推出的ppp项目多达1800多个，总投资高达3.4万亿元。“十三五”期间，在大气、水、土壤三大防治战役，以及ppp模式的推动下，国内环保产业将迎来17万亿的投资盛宴。可以预想这么庞大投资规模，“ppp”模式将会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2015年上半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在交通、环保、医疗、养老等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竞争择优选择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资本，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并依据绩效评价给予合理回报，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改革举措。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用ppp模式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从早期的BOT项目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历史。
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作为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改革举措，是ppp模式开启的信号。经过两年的发展创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各地已推出的ppp项目多达1800多个，总投资高达3.4万亿元。ppp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最热的词汇之一。2015年开始,ppp模式在各地全面展开，各级地方政府忙着推荐ppp项目，不少项目快速上马，建设运营中存在的问题也集中爆发，称之为“元年”，尤其是环保领域。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增加到每年2万亿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对社会环保总投资需求超过17万亿元。这样巨大的投资需求，财政根本无法满足，必须通过ppp式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引入社会资本，就必须解决环境服务定价和收费机制问题。
据财政部PPP中心统计，截至2016年3月末，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入库项目7721个，总投资87802.47亿元。以执行阶段项目数与准备、采购、执行等三个阶段项目数总和的比值计，入库项目的落地率为21.7%。
由于PPP项目往往是面向全国招标的，但商业银行不能跨省授信，而地方政府要求银行在项目刚开始时就承诺授信，而不是意向授信，因此PPP项目落地还存在一定难度。同时，多数PPP项目回报率仅6%，这大大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导致当前PPP项目的资金到位率偏低。此外，据发改委、交通部日前联合印发的《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2016年—2018年，拟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涉及项目总投资约4.7万亿，其中蕴藏着巨大的PPP模式运作空间。一方面，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社会资本的参与；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找不到低风险、回报合理的投资渠道，投资人的闲散资本总量非常乐观但缺乏相应的投资渠道以投向PP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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