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2期
1月3日，合肥国土资源局在回复群众咨询问答时称“商品房应由开发商自行定价，且2016年11月份之前出让地块不限价”，被解读为限价放开。
1月5日，兰州市住建局发布重磅消息，明确取消三个偏远区域的住房限购政策，且限购区域购房放宽至不需要再提供社保证明和纳税证明。1月8日是新政实施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午，兰州一个项目销售中心被前来咨询看房的人挤满，售楼人员感慨“平时周末也没这么多人”。
两个城市随即否认对调控松绑，兰州称，不提交社保和纳税证明不是取消限制，只是改进了审核方式；合肥称，仍将按照相关文件执行商品房价格备案。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就此表示，兰州合肥成都等地调控松绑系误读，住建部对房地产调控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是一以贯之的。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最近3个月，全国有近20个城市与地区以“引进人才”为名，放宽购房资格。
各地以人才为名变相松绑楼市政策一览：
南京：允许研究生以上学历及40岁以下的本科学历人才，以及持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先落户再就业。
郑州：非郑户籍人才购房，不论年龄和毕业年限，只要符合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学历、副高级（含）以上职称、高级技师（含）以上职业技术资格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不用审核社保或个税，即可按规定购买住房。
长沙：在本市工作，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人才，首套房不受户籍、社保缴存的限制。
武汉：博士、硕士毕业生落户不受年龄限制，普通高校本科学历由年龄不满35周岁放宽至不满40周岁；普通高校专科学历、非普通高校本科学历由年龄不满30周岁放宽至年龄不满40周岁。
济南：全日制大学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的购房者，与用人单位签定正式用工合同，且连续缴纳社保满半年以上，可享有济南市常住户口居民同等购房政策。
西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国民教育同等学历和留学回国人员，年龄在45周岁（含45周岁）以下，无论是否在就业择业期内，愿意在西安市区就业、创业并定居生活的，可持相应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户口簿（或集体户口卡）申请落户。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不设年龄限制。
成都：推行“先落户后就业”政策，普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即可落户。同时，在本市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两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凭单位推荐、部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
青岛：将取消购房面积、就业年限、积分制等落户条件。
昆山：宣布对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不限购。
东莞：将本科学历者的购房社保期缩短至半年。
此外，天津、厦门、合肥、石家庄、廊坊、长沙、杭州、沈阳、大连、福州、无锡等多个城市均出台了所谓的吸引人才政策，但放宽购房资格、调低购房门槛似乎才是主旋律。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就直言，有部分城市人才引进的门槛过低，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吸引人才，而是为了吸引购房者。
兰州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义认为，通过对限购松绑，能够有效减轻经济下行压力，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报道称，去年兰州市土地成交金额与2016年相比接近腰斩。
合肥的情况也与地价相关。2016年11月后，合肥两限拍地，而之前拍到地王的，房价政府不管。否则，拍地的开发商就算掉进了坑里。合肥的小动作有后手，未来该市将有12140套低价安置房入市，完全可以对冲高价盘，让合肥房价维持在每平方米11000元的水平上不动摇，用储备的低价盘为高价盘做掩护。2017年，合肥楼市成交量同比下跌73%。
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处下行区间，房屋新开工面积、住宅销售面积、住宅销售额数据增速均为负。全市共成交新房6.2万套，跟2016年史上峰值的12.8万套相比，整整少了一半。南京市2017年尤其是下半年财政收入跌幅较大。兰州地区住宅销售面积与住宅销售额累计同比皆为负值。房地产市场的冷淡抑制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增长。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石家庄土地出让金同比减少了42%，苏州同比减少了36%，合肥同比减少了35%，厦门同比减少了14%，天津同比减少了12%，在全国70个城市土地出让减幅最大的10个城市中，这些城市占据了6个席位。这样的数据和适时出台的政策难免令人产生遐想。
笔者认为：楼市调控松绑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而财政压力又与地方债务风险密切相关。根据2017年9月27日发布的国泰君安研报，地市级政府负债水平和债务风险，兰州、昆明、南宁、贵阳市负债率最高，兰州、南宁、昆明、贵阳和成都市偿债率最高。相对于地区综合实力，兰州、昆明、南宁市负债率风险和偿债率风险值均最高。省会城市中，兰州、昆明、南京市的债务风险偏高，偿债保障压力相对较大。
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庞大，而预计2018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放缓，非标融资等平台受到严格监管，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未来可能通过放宽房地产限制政策增加政府收入。频繁被披露的违规举债与虚增财政收入，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并不是个别现象。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热点一二线城市承受的调控力度大、持续时间长，因此普遍存在松绑调控的动力。由于很多政策的调整权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所以应警惕变相松绑，其中限价令的松动，可能直接影响到房价表现。
财经评论人叶檀直言：地产调控放松了？表面上，没有。对兰州、合肥放松调控的解读，似乎是误读。这不叫放松调控，这叫一城一策，不许一刀切，住建部会议通过了的，中新社发了评论，新华社的文章做了背书，连中证也表示，这是调控的精细化，而不是放松。但传递给市场的信息，就是调控放松了，有些人载歌载舞。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时评：一些城市在调控后出现交易量快速回落，恰恰表明原来的市场是不理性的，夹杂着大量的投机行为。在过去两年，房价快速上涨甚至在短期内实现价格翻番，都是不正常的。在调控中，那些没有坚实购买力与刚性需求支撑的城市，成交量下跌是正常的。各地政府不应在市场刚有下跌迹象时就放松调控干预市场预期，而应让市场进行充分的自我调整。高房价已导致整个中国经济高成本运行，家庭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也削弱了很多家庭的消费能力及生育意愿。应该看到，经济增长与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地产，正在产生系统性风险。
易宪容认为：一些城市住房销售下降，地方政府开始放松收紧的房地产政策，媒体称此为精准调控。媒体不要过度夸张其作用，这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非常负面。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能精准到某个城市、某家企业等，那么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肯定会全面弱化，甚至于完全转向计划的方式或比计划经济更计划。而这不仅与十九大报告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相冲突，而且与市场经济的法则越来越远。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2017年，银行等金融机构依然加大以土地为抵押的开发商和住房为抵押的购房者的贷款投放，支持楼市尤其是三四线楼市的投资投机需求。据测算，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7年的35%提升至当前的90%，参考其他老牌经济体的危机路径，这一数值已濒临比较危险的区间。而房地产泡沫的投机炒作，正是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增长的主因。
其实，地方政府在2018年以精准调控为名的松绑，在防风险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并不能得到2017年那样的放水支持。从政策上看，2018年严控社会资金进入楼市的政策将不断加码，如近期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同时，2017年12月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开展银信类业务，应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得将信托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等领域”。
2017年年初，辽宁承认财政数据造假，2011年至2014年，累计虚增财政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最终2015年挤掉水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2014年下滑1065亿元。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则举例说明：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
2017年7月，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结果也点名批评了内蒙古和吉林的“经济数据造假”。
2017年12月8日，审计署在《2017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中公布部分地区违规举债或虚增财力。云南省澄江县、湖南省望城区、吉林省白山市及所辖6个县、重庆市巴南区等总计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江西、陕西、甘肃、湖南、海南5个省的5个市县通过出具承诺函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64.32亿元。
今年1月3日，内蒙古承认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有水分。核减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最终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包头市也随后承认，2016年虚增空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亿元，实际收入137.6亿元，下降49.3%。
1月11日，天津滨海新区又传出消息，将把滨海新区2016年的GDP从超万亿元下调至6654亿元，相当于注水三分之一。
内蒙古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称“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一些地方盲目过度举债搞建设。自治区党委表示，停建、缓建一批政府过度举债的项目，坚决叫停包头地铁项目和呼和浩特地铁3、4、5号线项目，全面梳理在建和计划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要化解政府债务、银行不良贷款和农村牧区高利贷，从2017年起，利用3至5年，争取用3年时间把政府债务率降到合理水平。
所谓财政“空转”，是指财政部门年初确定的收入目标过高，年底难以实现，只好弄虚作假，通过财政部门向企业拨款后，再由企业将资金以税收等形式缴回财政，通过倒账虚增收入、虚列支出，完成每年的增长指标。财政部认为“空转”虚增财政收入会扭曲经济运行情况，误导宏观调控决策。2014年通过的新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对虚列政府收入和支出的责任人，根据情节给予降级、撤职或开除的处分”。
长期以来，各省市GDP总和一直高于全国GDP，地方政府统计泡沫也是学界的共识，这种怪像的根源在于“发展是硬道理”衍生出来的地方政府经济锦标赛和“唯GDP论”的政绩考核体系。从数据上看，2016年全国GDP增速为6.7%，低于全国整体增速的地区只有辽宁、山西和黑龙江三个省，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速都高于全国整体增速（见上图），这一现状显然有悖于一般的逻辑和常识。
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教授认为，财政数据造假最大的动机还是政绩。“数字出官”成为造假的根源。以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为重要指标的领导干部考核模式，成为数据造假的诱因之一。
一位地方财政人士介绍，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好看，或者迫于完成上一级政府安排下来的指标，设定了过高的财政收入指标，财政部门为了完成收入指标不得不造假。“外界看地方GDP是否有水分，往往会从财政几大支出中去推测，地方领导为了保证GDP不被推测出来有假，倒逼几大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增幅，从而倒逼财政收入虚增，这根本不可持续。”
财政部驻湖南专员办文章分析称，审计署审计监管滞后，部分县（市）很多年遇到一回，风险成本偏低；同级政府内部监管流于形式，整改或追责力度不够。
《中国青年报》文章指出：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更是涉嫌犯罪的严重行为，需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统计局也明确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者实行一票否决制。统计造假是一场博弈，如果风险小于收益，那么造假就变成了一项“可以做的买卖”。这样的非法“买卖”必须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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