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亚开行的报告，亚洲发展中国家若想继续保持现有增长势头，那么2016～2030年，其基础设施建设须投资26万亿美元，即每年1.7万亿美元。当前，亚太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计为8810亿美元，而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也就是投资需求与当前投资水平的差异)相当于该地区2016～2020年5年间预期GDP的2.4%。其中，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占GDP的1.2%，其余24个亚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则要占到预期GDP的5%。在未来，面对如此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将主要由私营部门的资金来填补。根据亚开行的预测，2016～2020年，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需要由当前的630亿美元提高到2500亿美元。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现在的全球经济还是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复苏乏力，各国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很可能在关系民生的众多领域，比如交通设施、电信、电力、管道、市政设施以及农田水利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不但会极大带动一些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发展，避免它们在危机中破产，还能带动电信设备、高端制造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为将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带来的商机以及人员的流动，都将带动消费的增加，并有可能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当前资金总体过剩却面临资产荒的民间资本来说，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当前，原材料、人工等方面的成本相对较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花费的成本也比较低。而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基础设施也将投入使用，由此可以带来比较高的收益，这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比较划算的。因此，无论从政府、投资者还是企业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有限，因而在该区域加快PPP新机制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于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电信、能源开发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从而也为我国企业参与相关项目提供了巨大机遇。
除了基础设施领域，中亚、中东地区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的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完全可以通过PPP的方式运作，引入私人资本，可以提高矿产、能源的开发效率，加快与能源相关管道的建设，如果与我国的需求相结合，项目收益将有很大保障。另外，“一带一路”区域中的很多国家工业比较落后，我国部分企业有产能转移的需要，同时我们也有非常成熟的工业园开发建设经验，如果能与当地国政府在开发产业园区方面进行合作，潜力也非常大。
当然，我国企业在参与PPP项目的时候，要高度重视风险防控。首先，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法律政策差异、统计及评定标准不一，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推行PPP模式比国内更具复杂性。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重视政治风险。由于PPP项目建设、管理、运营的周期比较长，一些国家的政府任期时间较短，甚至更替比较频繁，政策也存在不连续性，因而可能导致政府违约等负面结果。前几年，我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其次，与国内外投资、建设、运营等PPP可能涉及环节相关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差异很大，一些关键性评定标准的差异可能引起纠纷。最后，运营和收益风险也不可低估。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在文化、理念方面与当地难免存在差异，当投资者利益和政府所期待的公共社会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各方之间的协调难度大，有可能导致建设周期拉长，成本增加；同时，沿线很多国家经济实力不强，国外投资收益若以当地货币计价，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比较弱势，导致汇率风险比较大，都会影响到企业的收益。
企业“走出去”参与PPP项目也需要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可以鼓励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手段为PPP进行融资，将PPP项目打造成具有流动性的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同时，我国政府还要利用财政收入撬动民间资本，带动机构投资者加入PPP的项目，比如，组成专为PPP融资服务的投资基金，并为之提供“损失保底、不占收益”等保障。
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实践来看， PPP的概念很宽泛，根据不同项目、不同投资人的需求、不同的建设目的衍生出的运营模式众多，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我国企业在参与PPP项目时，重要的是根据实际项目需求，不断创新运营模式，这样才能降低风险、提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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