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ppp不应该是一种融资模式

      从可查资料来看，ppp模式的概念较早起源于英国。由英国政府于1982年提出，较早的概念是指政府与私营商签订长期协议，授权私营商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在引入ppp概念上同时也将这一概念不断丰富。我国在ppp概念本土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改良，但是现阶段一些地方的ppp模式却是变了味道。

自我国2014年5月，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设立，我国才算正式引入了现代意义的ppp模式。财政部公示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入库项目达到13554个，总投资额达16.4万亿元，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兵团，覆盖19个行业领域。几十万亿的ppp市场正迎来拓建的高峰，而我国的各项监管政策也在逐步完善。

ppp的发展需要政策保障，今年我国对ppp项目的各项法律条规先后出台，有关地方债的政策也已进入到实施阶段。在日前召开的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提出了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形债务增量的工作要求。

地方债问题诟病已久

地方债务问题我国早有政策严规，虽然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借债，但是却没有组织地方政府变相举债。于是，而地方性融资平台就为地方债务问题打开了缺口。

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办了，地方融资性平台虽然不属于政府直属，但是平台却是政府下属的独立法人（国企、央企类似）的资金，其收入和支出并不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办法有了，地方政府在任期结束之后采用同样的办法持续操作，“两届政府”的债务将持续存留，而地方也就变得单子越来越重。

我国曾先出出台43号文、50号文、62号文等多项文件规范地方债务问题，文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上行下效的意义却不一样了。

影子银行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中，地方政府债务行为与“影子银行”的发展十分密切。2015年以来，在投融资平台受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大量通过PPP项目、政府引导基金以及违规担保等，变相扩大隐形债务规模。在资金供给端，则与各类“影子银行”对接，既没有在政府的负债中得以体现，也没有被纳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隐形债务问题十分严重。

ppp成为地方融资模式

就PPP模式的实际意义而言，ppp应该是一种公共产品的综合管理模式，而非一种融资模式。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ppp已经逐渐被地方解读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

目前地方对ppp模式进行的融资模式主要有一下几种，

一、地方通过公函提供变相担保；

二、通过产业基金优先劣后级的方式进行显性担保；

三、地方承诺回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融资缺口较大，虽然一斤更可以通过发债形式融资，但金额有限。

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方式则是这样的：在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来直接扶持企业后，各地将原来的政府补贴改为产业引导基金。虽然产业基金不增加政府债务，但是，地方对一些有限合伙人提供担保条款债。

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各级政府共设立了1013只产业基金，目标投资规模为53316.5亿元，已到位资金19074.24亿元，其中，PPP引导基金(国家级加地方投资基金)112只，目标规模21089.37亿元，已到位资金7700亿元，占比约在40%左右。

对中国式ppp的担忧

不可否认我国引入ppp理念十分成功，为新一轮的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随着ppp这一新端口的开放，在没有合理的监管后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建设后遗症，银子银行与地方变相举债就是首要问题。我国当前的发展要求张弛有度，对ppp模式的发展更是不能一味求快，现今许多地方暴露出来的ppp项目问题已经逐步显现。

值得肯定的是监管层对ppp模式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50号文、87号文的出台对地方的融资担保为题和政府增信问题都做了具体要求。除了切割地方与融资平台公司关联，更是对近两年地方借PPP模式、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变相融资新行为进行封堵。封杀地方政府通过假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融资上项目，化解由此隐形增加的债务风险。

从国外的实践看，PPP模式是覆盖公共产品建设和运营的综合管理模式，我国的规范应该围绕全链条，而非针对某一个环节。如何对ppp模式进行合理有效的规范，兼顾地方财政问题又要支持经济建设仍是一个难点。

来源：中金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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