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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今年地方两会，多数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到防范金融风险、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话题。
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薄弱环节监管，严格政府债务管理，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地方金融监管力度，出台对新型金融业态的监管措施，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继续抓好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说，部分国企和市县政府债务风险较高，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仍较突出。今后将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牢牢守住债务限额“天花板”，确保不突破债务限额。
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提出：明晰债务主体，坚持“谁使用、谁偿还”，“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省政府不会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严格实行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管理，设置政府债务“天花板”，严格控制增量债务。
为何在当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话题多次被提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近日表示，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经济速度下行之后，金融风险显现出来。此前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三年内三大攻坚战，第一大攻坚战就是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对于金融业带来了不利冲击，经济在高速增长时，金融可能会比以经济增长更高的速度扩张；当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时，反向作用就会出现，金融会比经济增长下行的速度要更快地萎缩，目前正面临着这个局面。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折过程中，都会经历不同形态的金融风险或是某种类型的金融危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日前举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当经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时，其对吸收、化解、后推财政金融风险的能力和空间也会大大收缩。
在刘世锦看来，过去7年间，中国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无法用任何一种周期理论解释，而要由平台转换来解释，理解新平台很重要。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着较大的增长下行压力，是因为中速增长的“底”还没有探明，或者说增长的新平台还没有找到。某种程度上，2017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初步触底后开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判断得到验证。
刘世锦分析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
控制杠杆率是控风险的主要抓手
进入2018年，“降风险”“去杠杆”“挤泡沫”“去通道”等成为热议的话题，由此也拉开了金融强监管的序幕。近期，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连续出台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通过多种手段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加强和提高行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那么，今后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抓手是什么？对此，李扬分析指出，“中国金融问题所有的源头都在高杠杆，今后3年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主要任务时，最主要的抓手就是去杠杆。”
在李扬看来，中国的杠杆率之所以最近这些年来不断地上升，主要基于两大原因：一是体现在企业部门借钱太多。中国企业的问题尤其突出，需要从处理僵尸企业入手，消减这些无效的供应，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从而达到降杠杆的目的，这是一系列的战略安排。二是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更深刻地解决各级政府财政关系，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第一要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机构出问题，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变为不良资产。”李扬指出，处理好这些机构和这些不良资产的问题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应当说任务非常艰巨。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要管好资产负债率、管好杠杆率、管好资本充足率。总体看来，降杠杆会成为当下解决复杂局面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主要举措。
“2018年面临的一个繁重任务是，控制宏观杠杆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日前分析指出，应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关系，在维持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的条件下，下更大决心降杠杆。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是去杠杆政策的延续，目的是要防止宏观债务率过快上涨。
基于此，在宏观政策的选择上，尹中卿建议：财政政策维持积极的取向不变，要从全面积极转向局部偏紧；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松紧适度，重在控制宏观杠杆率，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周转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产业政策方面，要聚焦弥补市场失灵，营造公平环境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社会政策方面，要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尽力而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注重解决好民生问题。
地方政府的政绩观需要做出调整
“党的十九大之后，社会各界对下一步发展都有很高期待。一些地方政府也都信心满满，而对于干什么、上什么，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厘清。”刘世锦分析认为，当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一关。归根结底，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地做高中国经济，对于下一步发展十分重要。
在刘世锦看来，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后，风险产生、存续化解条件发生了改变，一些潜在风险显露出来，地方债务明债还属可控范围，但是隐性债务规模难以估计。有些地方隐性债务已经超过明债，风险因素积累并进一步显露。
对于这些债务到底该怎么处置？刘世锦表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着手加以解决：一是稳杠杆，杠杆还是要降，但不能加大风险隐患；二是软着陆，防止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三时下决心解决政府、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坚持中央政府不救助，可收买资产还债等；四时探索以市场为基础、规范的公共产品投资长效机制，包括PPP项目的市场化交易，不动产信托、长期国债等，探索找到一些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与各级政府和国企预算软约束相配合的公共品投资长效机制。
刘世锦谈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强的能力和创造性，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也需要做出调整。从指标体系来讲，以后就不能再搞GDP“挂帅”，而是更多地重视就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等。这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质量、高效率、无水分的GDP，GDP或将是一个预测性或结果性的指标。
高质量发展到底该如何发展？办法和招数从何而来？刘世锦强调指出，从中国过去的经验来看，大部分还是要靠地方和基层的实践。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就是地方政府良性竞争的结果，“强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和特有的制度优势。当下，有些地方推出了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等，这表明各地都有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间的竞争优势。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和政策。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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