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祥:对中国式PPP的几点认识——在2018年中国融资建设风险防控峰会上的发言

首先，英语环境下的PPP中的第二个P一定是私人机构，而国内第二个P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特别是央企作为PPP的社会资本广泛参与，这种趋势可以微调但不会有大变化。其次，英语环境下的PPP法规健全、重视契约精神、运作规范，但目前国内PPP尚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对此吹毛求疵的话，那我们的PPP就什么都不是了。相反，如果历史的对待PPP，认识到中国式PPP的进步意义，而不去纠缠于技术细节，就会发现其中的伟大。

我不认为PPP仅仅是一个项目层面的政策工具。2014年以后，PPP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国发43号文以后，地方政府融资的各条路径都被堵死，很多项目都转向PPP，这一趋势没法改变。对PPP进行整顿，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目前已经开工但却尚未完成融资的项目，总投资已经达到了2到3万亿以上；已经投入的垫付资金已经达到1万亿以上。原来城镇化的时候有两条路，土地财政和利用政府信用举债，现在这两条路基本都不通。现在需要吸引民间资本搞新型城镇化，通道就只有PPP，这是不可逆转的政策选择。

第一，PPP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决策方式。过去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决策基本上是靠市长和市委书记一句话就上项目，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所以决策失误较多。PPP的好处是，不仅要政府想干，社会资本也要有利可图才行，哪怕是央企，也是无利不起早。虽然今天的PPP市场有点扭曲、有些不规范，但仍然校正了传统的市长书记决策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集中精力办大事，但最怕的是搞错决策的方向，把事情办砸。如果PPP能校正决策方向，我觉得它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策。第二，PPP提高了全社会公用设施的供给效率。以前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以城市为单位，公共设施的事业单位和企业都是科长和处长单位，无法实现规模效应。PPP使得实力强的社会资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建厂，这些企业就有能力通过规模化经营，实现新技术研发、实现精细化管理，从而提高整个国家公用基础设施供给的效率，甚至有可能诞生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企业。

这些年出台了很多经济政策，有后来被认定为违法的BT、有一年能达到7至8万亿的政府购买服务、有带动了至少10万亿资金的专项金融债以及传统的土地财政，等等。大家思考一下，今天说的降杠杆，到底是哪些政策带来了杠杆效应？降杠杆的重点不在PPP。整个PPP行业经过四年的高速发展，真正投入施工的资金仅有2万多亿，其中1万亿是银行批准的，另外1万亿是施工企业垫资的。这些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PPP有竞争、有程序、公开透明，PPP的问题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的政策要规范PPP，就是要解决其中的问题。规范的政策容易规范死，因此一定要考虑到PPP比其他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优越性，具有优越性的事物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会让不规范的政策有机可乘。

这一轮PPP中，国有企业是最重要的参与力量。国有企业作为社会资本参与的一大优势就是政策一声令下、双方说改就改，很少有相关方提到契约精神。但如果社会资本方大多为外企，那估计现在全国都在打官司，总书记和总理也闲不下来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大岳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