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活着,一定要热爱点什么!

喜欢汪曾祺，是从读到这段话开始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我想起古龙那句，“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菜市场，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看着一堆堆新鲜的萝卜白菜，看着那摆满货架的各种调料，心理有莫名的舒服感。

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孩子们跑来跑去，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流淌出动人的交响乐。

真正的生活是热腾腾的，有温度的，有色彩的，而不是冰冷的，苍白的。

读过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才发现他是作家里面的美食家，美食家里的生活哲学家，是真正懂生活，有滋味的人。

北京作家凹凸也说：“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他。”

汪曾祺就有这样的魅力。

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在昆明待了七年，先在西南联大读中文，读到一半因外语不好，不能随军去往越南当翻译员，于是被迫肄业，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学校当老师。

在昆明的生活，常受日军轰炸，动不动跑警报，动不动死人，动不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

但在汪曾祺眼中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成了另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又隐隐有那么一丝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不同。

昆明多雨，许多人恼得不行。他心里却爱极了这雨，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时常赞叹，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自己还研究了一堆云南菜的做法，写到文里，读文的人读到饿了，能转身进个厨房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来。

他在联大读书，除了中文，写作好之外，数学和英文都极差，还有得过零分的时候。

联大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成了两边倒的姿态，中文老师护他，其他科目的老师表明态度的厌烦他。

他不管，觉得内心爱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任由不喜欢的科目成绩败坏下去。

但热爱读书，就爱到了骨子里，整日逃课去泡茶馆，去翠湖图书馆，去坟地看书，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图书馆的书。他说：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在西南联大，中间为汪曾祺

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起猪圈，刨冻粪，背粮食，看书写字画画的手成了种地的手，经常累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城里的却没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只能继续种地。

那浩劫的年头，中国文人走的走，死的死，留下来的，大多也心灵有了裂痕。汪曾祺靠着爱着点什么，磨练自己的念头保全了自己的天真，热情。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允许自己愁眉苦脸，总想办法找点乐子。

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他发现 “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蓝色。在坝上工作时，他采到一个大蘑菇，为能带回北京给家人做一碗汤而高兴不已。

在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悠闲，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开会，简直如神仙一般自在。

早上起来，到马铃薯地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上，开始对着画。

到了晚上，就尽情读书。

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抵御生命中的黑暗，不悲不喜，不怨不怒，那才是真性情，那才是真人格。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3岁时母亲杨氏因肺病去世，两年后父亲汪菊生再婚，5岁的他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张氏待他极好，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

这样温暖的日子持续到高二，继母也因病去世。

他又迎来了第三位母亲任氏，他与这位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但依然对这位母亲十分尊重。

一个家几十年间聚散离合，他内心不觉得有任何芥蒂悲戚，心里只记得每位母亲的好，家的形象在他心中是永恒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

汪曾祺的画

温柔是他的人，温柔也是他的笔墨。他的笔墨，亦有同样温柔敦厚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曾对他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因为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与人物站在一个平台，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沈先生教导汪曾祺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们”多身处社会最底层，来自各行各业。

如早起工作的戴车匠，做老式银器的侯银匠以及他十七岁就挑起婆家生活重担的女儿侯菊，接生的陈小手，做豆腐干的连万顺，孵鸡养鸭的余老五与陆鸭等等。

这些人起着普通的接地气儿的名字，是最真实的芸芸众生。

“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吃着糙米饭，喝着粗叶茶，谈论着家长里短，凭着自己的双手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劳碌。

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着“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岁朝清供之心。

他曾在《闹事闲民》中描写过一个淡泊无为的“活庄子”。这是一个在独居的老人，外界的风云变幻，好像都与他无关。

虽然身在闹市，却在内心修篱筑菊，每天吃着简单重复的食物，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静静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

人生最奢侈的莫过于，不论长到什么年纪，都有一颗童心。

全家老少都称他“老头儿”，老婆施松卿这么叫，三个儿女这么叫，连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么叫。

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有些驼背，姐妹俩经常会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他就顺从地勉力把双肩向后扳扳，然后微闭着眼睛，享受着她们的捶捶打打。

有些来过他们家的人羡慕地说：“你们家气氛真好。”

有的年轻作家或是编辑到家里来，由于不熟识，见到汪曾祺很拘谨，姐妹俩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汪曾祺一家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源自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

其父汪菊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汪曾祺的姐妹称父亲是“孩子头”。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们疯玩，与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在田间奔跑，做西瓜灯。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便给他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汪曾祺一根。

汪曾祺自己儿子的恋爱，他也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了解，但不干涉，完全相信孩子的选择。

儿子有一年把一个正受林彪迫害的黑户带到家里来。儿子惹了这么个麻烦，他忍不住责备儿子，责备完又立刻明白过来，儿子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和尊重。

于是立马道歉，让儿子同学在家里住了四十多天。

汪曾祺所倡导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以平等的姿态相处，带点儿童心童趣，有点儿幽默感，最终形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状态。

汪曾祺还是一位慢生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有一双超越功利的眼睛，有一份超越常人的耐心。

他从自然中寻找到美，寻找生命性情的自由表达，他写的花草既不名贵，也不稀奇。只是平常的荷花、茶花、鸡冠花，甚至狗尾巴草。

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他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汪曾祺的画

从他的文中，或可提炼出“人活得自在”的五种姿态：

第一种：如栀子花般不在乎的姿态。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第二种：学会细细品尝各种滋味，才不枉此生，才不至于失去希望后就绝望。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第三种：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第四种：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

“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第五种：在闹市中习静，内心安定。

“你的心最好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作品。

他一生所写都在缓缓地告诉世界，人这一生，活得是个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