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PPP起源于英国，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PPP跟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也有一定的关系，清末“官督民办”下建成的川汉、粤汉铁路就颇有PPP模式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ppp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深圳,火力发电厂映入大家眼帘，胡应湘也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更是PPP模式大佬。进入21世纪之后，PPP模式在国内开始得到政府的极大推广，可以说进入2.0时代。2014年也被称为PPP模式元年。这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分别出台相关《操作指南》和《指导意见》后，PPP作为正式制度走上历史舞台。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只灰犀牛。而PPP模式对民营资本开放公共服务的市场，本意是简政放权、减轻地方政府财经压力、去杠杆。虽然经过了几年爆发式增长，PPP扭曲成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新渠道，乱象频出，甚至有地方将房地产等纯商业化项目拿来包装成PPP，借助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对PPP的“绿色通道”，实现快速审批和融资，但是随着PPP项目清退潮和PPP立法的加紧推进，未来，PPP模式将会越来越规范化，越来越法治化，越来越能接近本源解决城市建设等问题。
【导读】当下，去杠杆、清除债务、防风险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重中之重，为了防止地方债务这只黑犀牛跑出来，中央政策对于地方债务风险去化的急迫性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一、“清末PPP”与“保路运动”
清朝末年，庚子事变爆发后，慈禧带着光绪还有百余位皇亲忠臣跑到西安避祸，回銮之后，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时，清廷保守派再也按捺不住，主动进行变法，既“清末新政”。为了推行“新政”，清廷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以“官督民办”方式兴建铁路。
其中川汉、粤汉铁路便是以这种方式筹建的，为了打破“蜀道难”的交通瓶颈，四川民间最为主动，随着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不仅绅士、商人、地主投资，农民也宁愿减衣缩食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可谓川人皆股东，权益共享。
这颇有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营）的典型特征，在修铁路（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与私人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如果那时国内有PPP一说的话，这应该算是“清末PPP”。
不过在动荡的时代，“清末PPP”模式也极为不稳定。1910年，清廷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借钱镇压革命，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将铁路修筑权抵押给列强。当然，原本就十分缺钱的清廷，不仅收回了路权，而且还夺款，没有退还补偿民间资本先前的投入。
一时之间，民怨四起，民间召开保路大会，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罗纶作为保路运动领导人，登坛便道：路亡川即亡而国亡。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自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这也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前奏与导火线，亦是清王朝的一道“催命符”。
最终，“清末PPP”在这场保路运动中随之而覆，深究其因，绕不开一人，那便是盛宣怀。盛宣怀是洋务运动代表人，颇具盛誉，有“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之称，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不过，他的一世英名毁于在担任邮传部大臣之时一手策划的“铁路国有”政策，可以说“清末PPP”因他而亡，他也因其被革职永不录用，再到逃亡他乡。
时代动荡之下，PPP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模糊的痕迹，也留下了一个政府与民营资本不合而导致的败局，一直到70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之际，PPP模式才又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二、“PPP模式”大佬胡应湘与内地基建崛起
1984年，在这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中，由于深圳经济特区刚建立不久，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深圳没有发电厂，全靠广东省大电网供电，即使广东省对深圳给予的特别照顾，但依然无法满足大发展时期深圳的用电需求，阻碍了深圳的发展，就如同一盘冷水泼在激情澎湃的深圳特区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外盛行的“PPP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深圳。这时，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和副总经理何炳章提出，用BOT模式（兴建---管理---移交”）和深圳市合作建立火力发电厂。
胡应湘是与李嘉诚齐名的香港著名企业家，被称为香港基建大王。在兴建沙角B电厂时，他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我不要国家出资，只须保证购电；
第二， 我保证以最快速度建成，提前发电有奖，延误受罚 ；
第三，我按当时深圳向香港购电的价格0.41元/度卖电，经营10年，然后电厂在机组高效、满发的状态无偿交给国家。”
计划获批后，胡应湘仅用了22个月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1987年4月22日，广东省副省长匡吉在沙角B电 厂按动电钮，亮出四个大字：大放光明! 正值九运会开幕前夕，时任广东副省长的叶选平也由衷地对胡应湘说：电来得正是时候。
1999年，胡应湘将电厂正式移交与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有限公司，完成了国内第一个使用PPP模式建成发电厂的使命。这也是中国对于PPP模式的一个实验，在PPP模式实验中，胡应湘即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更是PPP模式大佬。
国外媒体评论胡应湘自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凡是涉及内地和香港合作的主要发展计划，均离不开他以及他的合和实业集团。在国内经济发展以及PPP模式的探索中，可以说是烙上胡应湘的印记。
不得不说，胡应湘颇有远见，他提出修建广深珠、京津塘、沈大、沪杭四大条高速的设想，当时被指为“一纸天书”，如今都成了现实。如今快要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他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修建计划。
在他参与的PPP项目中，囊括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深圳火车站联检大楼、皇岗口岸、顺德四路八桥等重大项目，无一不与内地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而言，PPP模式在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前提下，无疑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胡应湘BOT模式则是PPP探索初期引入外资合作的代表，而在1995年之后，国内民间资本也开始尝试进入PPP领域，比如1995年开工的泉州刺桐大桥，就是第一个以内地民营资本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BOT项目。
三、PPP模式衍变：从修桥铺路到医疗养老
进入21世纪之后，PPP模式在国内开始得到政府的极大推广，可以说进入2.0时代。
2002年，原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和国外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2004年，又出台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规范化的开展PPP项目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随着政策的不断开放，PPP项目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广泛，有污水处理、自来水厂建设与运营、新城区开发、交通等，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等，在这期间，外资与民营资本参与投资规模大幅增长。
其中在2008年奥运会筹办过程中，约半数的奥运场馆是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建设的。中信集团公司等四家国内外企业组成的中信联合体中标，项目特许经营期30年。
然而，“鸟巢”项目的PPP模式很快就失败了。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不到一年的2009年8月29日，北京市政府与中信联合体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对项目公司进行了股份制公司改造。
这标志着“鸟巢”变成了一个典型规范运作的中外合资经营公司，而非PPP项目。“鸟巢”PPP项目的失败既有民间资本的因素，也有政府对其商业运营限制的因素。
而在2009年之后，PPP模式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建立起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主的举债模式，大力推广公私合作模式。经济进入新常态后，PPP模式在全国更是得到大力推广，2014年也被称为PPP模式元年。这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分别出台相关《操作指南》和《指导意见》后，PPP作为正式制度走上历史舞台。
这时，修桥、铺路、平地起高楼的飞速扩建阶段已慢慢褪去，PPP模式开始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医疗、养老、教育、生态等领域需求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颇有得PPP者得当下，得运营者得未来的意味，仅资本大鳄海航在海南的PPP项目达几百亿，房企华夏幸福因PPP模式低成本拿地。
不可否认的是，PPP模式在中国的探索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以“四个忧虑”来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模式。第一，民营企业担忧新官不认PPP旧账；第二，没有退出机制：第三，地方政府偿债资金来源以及未来的债务风险问题；第四，政府与民营企业共患难可以，但难以共安乐。
一言以蔽之，PPP模式就是不规范，而不规范的背后最大的危机在于隐藏的地方债务。
四、庞大的地方债务与PPP模式的批判
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只黑犀牛。而PPP模式对民营资本开放公共服务的市场，本意是简政放权、减轻地方政府财经压力、去杠杆。
不过经过了几年爆发式增长，PPP扭曲成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新渠道，乱象频出，甚至有地方将房地产等纯商业化项目拿来包装成PPP，借助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对PPP的“绿色通道”，实现快速审批和融资。
根据券商中国的统计，仅仅地方政府债券存量与城投债存量合计，当前地方债务存量达到22.2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06亿元。其中，2014年以后债务增长速度可谓相当迅速，几乎每年以4万亿元的增速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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