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清华PPP研究中心”，对Alan M. Trager在第三届中国PPP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
PPP：应对中国健康与卫生领域挑战——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
Alan M. Trager在第三届中国PPP论坛的发言
Alan M. Trager
PPP倡议(pppinitiative.org)创始人兼主任，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我这次演讲主要谈一谈利用PPP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方法。PPP倡议与众多知名大学，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的目的，就是推动PPP在应对亚洲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的发展。我们期待能够作为一个驱动力量，促进PPP的发展，让各相关以及有资质方能够在该方向上进行统一，通过使用PPP模式来开创解决方案，推动社会发展，并解决公共健康问题。
我们通过国际平台上的合作，让不同形式的政府、机构、私营部门都参与进来。如莱索托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新加坡这样规模相对小的国家，还有中国这样的大国，都参与其中。
我们的工作主要基于案例研究，这意味着在实地调研和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我们会强调我们在北京几个月前发布的研究案例。这个夏天，我们发布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的有关亚洲医疗PPP的研究报告，在一系列论坛上也进行了展示。大概十五、六年前，我还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PPP研究项目的独特性——它们都是基于实证的案例研究，而不是抽象性的理论研究，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中。
稍后我将首先分享北京养老试点项目案例，这是一个采用PPP模式的项目，此外还有与新加坡保健促进局合作的项目。在这样的论坛上，我们为高校之间的合作架起了桥梁。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利用论坛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并最终签署了科研合作备忘录。
今天下午主要分享的是中国的项目。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应将这个看作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应该以全球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如图所示，2015年的时候，美国是浅蓝色的，中国和巴西是浅绿色的；但到2050年，预计这三个国家的颜色都将是深蓝色。根据欧盟和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属于老年人，那么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到2050年将会有3.4亿老年人。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项目，以及今天上午香港地铁集团代表介绍的情况，我们现在有很多“老龄化”的资产。谈到人口老龄化，也同时会谈到很多其他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设施，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资产，如果它变得老化而且有可能成为公共负债，我们要么需要提升它的收益情况，要么尽量延长它的使用期。
人们生活方式及饮食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一方面人的寿命增长了，但是有人遭受了非传染病疾病导致的伤残，成年人中有10%患糖尿病，总数大概1.1亿人，其中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20岁到69岁的人群中，只有18.7%的人定期锻炼。
老龄化和社会发展趋势也带来了影响，数千年来的中国，孝道不仅是家庭观念，也是长期护理的根基。而现如今，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城市找工作，比如在上海，年轻的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住着一个小房子，同时还要照顾父母，非常不容易。一方面，父母很爱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生活。
因此现在老龄化的影响涉及到多个部门和领域，包括住房、交通、养老、服务等等。个人健康和物质、政策、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都受到老龄化的影响。照顾老年人，成为了政府越来越沉重的责任和负担。中国的养老服务存在管理上的挑战，这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养老服务领域存在着供需失衡的问题。面向中低收入老人的养老机构极度缺乏，并且从业人员不足，缺少综合性的护理服务。现在全国注册的养老护理员一共只有2万人，而缺口则大于60万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更高的医疗需求，大多数是一般的养老机构不能满足的。因此我们要吸收社会资本的参与，不仅是中国的社会资本，也包括国际上的社会资本。但是现在社会资本缺乏一个可以被公众接纳的信誉基础，从而让这些社会资本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中国政府非常了解现在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因此我们接下来谈一谈行动，谈一谈中国应该如何满足养老服务的巨大需求，提升从业人员的资质，推进健康老龄化。
首先就是推进PPP模式的应用。今天来这里参会，是因为这个话题与我们密切相关。在去年清华举办的主题为“‘一带一路’与PPP”的第二届中国PPP论坛上，我就谈到了这样一点，说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对建设机场、公路感兴趣，也对建设养老服务机构感兴趣。在一种灵活模式中，无论是风险的预防还是事后的处置，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合作方。预防与治疗相结合，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
通过调研北京市朝阳区的恭和老年公寓，我们撰写了一篇关于养老机构的案例。恭和拥有约400张床位，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主要面向中低收入的失能、失智老人。朝阳区民政局作为政府合作方提供土地和建筑设施，对机构进行监管检查和财务审计。社会资本方是乐成养老，以非营利性的模式开展经营。探讨合作的过程中，政府提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未来恭和必须有20%的入住老人是“三无老人”，也就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的社会托底老人。对于这部分老人，养老机构是很难产生盈利的，综合来讲整个机构的盈利空间也非常小，通过政府补贴和自身经营仅仅勉强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没有更多的钱来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投入。而且机构需要在三年后达到80%的入住率，并且获得四星级及以上的评定，这是未来的目标。但问题在于，等着排队进入养老机构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个问题和我们新加坡案例中的机构——新加坡保健促进局所面临的情况很像。保健促进局发现，医疗问题会导致GDP和生产力增长放缓。而经济要发展，首先就要在人们生命周期更长的同时，让人们更健康、更独立，不再过度依赖于家庭赡养，这是经济发展的场景和需要。其实养老服务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支持。
最后谈一下如何通过三个层次的能力建设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能力建设的第一层次，是要通过PPP来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并借助科技、人力资源和创新来改善现有的卫生体系。
第二个层次，在公共部门领域，要更有效地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与社会资本合作，并且打造有效的社会资本与公共服务领域之间的合作模式。整个上午，我听到大家提到磋商，讨论如何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从而推动PPP的发展，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现实。
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要打造PPP的教学和培训体系。比如说像清华，把PPP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项目中的一门课程进行讲授，并将好的案例作为课堂资料供学习者学习。
除此之外，就是要注重多方面的技巧的培养。政府官员，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需要具备政治管理能力、批判和创新精神、战略思维、磋商技巧、财务结构搭建能力以及沟通能力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得出的需要重点开展技能培养的领域。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这次演讲中的五个主要观点。
第一，供需失衡将会促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展开合作。
第二，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灵活运用PPP模式至关重要。
第三，对于医疗行业而言，创新和公众的参与有可能成为与资金同样重要的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政府的参与，还需要来自民众的创新。
第四，在应对老龄化所带来挑战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服务人员和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中国目前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资源挑战，需要通过物质激励和转变文化观念来应对。
第五，人口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会聚为寻找跨学科解决方案提供了经济上的激励，而这需要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掌握磋商等一系列额外的技能。中国需要通过将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和研究生教育相结合，提升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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