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郑重的向抵达法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作者是17世纪的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
马克龙介绍说，《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有过启发。这部《论语导读》原著目前仅存两本，一本送给主席，另一本存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席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马克龙的这一行为，揭开了一个历史真相：带领欧洲走出黑暗中世纪的启蒙运动，不是复兴自传说中的古希腊古罗马，而是传承自中国文化。
高度早熟的中华文明
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全球第一，相比其他文明具有数量级的优势，也由此产生了高度早熟的中华文明。
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
当世界其他地方长期处于奴隶制、宗教迷信统治的状态下时，中国早就发展出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政治这个词，和Politics不是一回事。政治的“政”这个字，就是走正道的意思。走正道的“政治”，和经世济民的“经济”，中国的词汇都具有道德含义。
先秦典籍《礼记》中说的很清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有史以来的记载看，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来，就是以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中国从秦汉起，就改变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中国历来有从底层选拔人才的传统，尤其是科举制之后，通过公平的考试，最底层的农民也可以成为最高官员，这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无法想象的。
中国人的概念里，国是家的延伸，国君是家长的延伸，国君、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对百姓承担无限责任。有道才能当君王，无道昏君人人可诛。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否则“造反有理”。
高度发达的经济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萌芽导致落后，这是文盲的说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
《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一幅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波澜壮阔的图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货殖列传》简述了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和商业活动，列举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商人和大资本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的事迹。
随便翻翻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商人吕不韦，以“珠玉之赢百倍，而立国家之主赢无数”，干起了拥立国君的大生意；管仲相齐，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是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的老祖宗。
中文“经济”这个词，与西方的ecomony不一样，是“经世济民”的意思。
西汉的《盐铁论》，记录的就是当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协商会议，由御使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与全国各地的意见领袖、工商业资本家等贤良文学，就金融财政、对外战争、法制、应当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等问题进行的大辩论。
《盐铁论》中讨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简直可以作为讨论今天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问题的范本，秒杀西方的政治、金融、经济理论。
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只是到了满清入侵把中国搞成了奴隶制，才落后了这么两百多年。
高度发达的法律
很多人说中国缺乏法制传统。这又是文盲的说法。
秦国，不就是以法律严苛著名的吗？听说过狄仁杰断案吗？知道法医鼻祖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吗？听说过明朝几乎每家一本的法律集《大诰》吗？
中国的法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对死刑制度的态度也非常严谨。从汉代的“录囚制度”发展到明朝的“秋审”“朝审”制度，隋唐的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制度，死刑的核准权一直是收归中央的。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三条死刑原则：“秋冬行刑”，体现了对天道规律的尊重；“留存养亲”，体现了对社会人伦的维护；“慎刑慎杀”，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同时期的欧洲，流行的是愚昧的宗教审判所和烧死女巫、异教徒的火刑、石刑等酷刑。
中国人的教化中，人生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谓大同世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道儒法。治理国家，素朴用道，教化用儒，已乱用法。道儒法三家，是人类，从素朴天真到礼乐教化，再到法令惩戒的三个阶段。儒和法，都是道的体现。制无美恶，适时为善，这便是最高的统治之道。
高度发达的教育
早在夏代，中国就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
西周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故君子文武兼修。
西汉私学重新恢复发展，汉武帝在长安兴建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年龄在18岁以上。汉平常时，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设庠序。 校学设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魏晋南北朝，晋武帝在太学外另设国子学。
唐时，京师设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监祭酒，学校六所，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上专收贵族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教师称博士。入学年龄在14岁以上，19岁以下（律学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设博士，文学，助教与教官。
宋代除了太学外，有律算书画医诸学，书院制度开始兴起。宋初有四大书院——白鹿，乐麓，应天，嵩阳。南宋书院有“三舍”制度。
明清教育制度相近，中央有国子监，学生称贡生、监生。明清府和州县设孔庙和学官（学校），府学教官称教授，县学称教谕。明学称学正，副职均称训导，学生院试进学后的生员（秀才），按成绩优劣依次分廪生、增生、附生。 还有启蒙教育，明清有三类：私塾，义学，专馆。
自古中国经史子集传世，书香世家不绝。从竹简时期汗牛充栋、学富五车的成语，到纸张时期洛阳纸贵的传奇，中国人的典籍传承清晰真实。
中国古人惜字如金，不仅是因为思想的高度凝炼，更是因为刻写竹简费时费力，写字用的丝绸布帛和早期的纸张都很昂贵。
反观西方所谓古希腊的巨作，三百万字的《亚里士多德》不知道是怎么传承下来的；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年代和日期的概念；所谓西方古典经典，大都是口语化极其啰嗦繁琐的，仿佛牛皮纸或所谓纸莎草都不要钱似的。太多伪造的痕迹了。
启蒙运动的样板是中国
正是由于中国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法制文明，因此中世纪愚昧的欧洲接触到中华文明的时候，被深深的震撼了。
翻开历史，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无不是迷信超自然力量的多“神”或一“神”教。把“Religion”翻译成中国的文字“宗教”，是一种误导，其实在中国文化看来“Religion”应该是“迷信”。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传说很原始和低级，甚至有很多兽交的残留成分。
宙斯变化成神牛占有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带她来到“新大陆”，这就是欧洲被命名为“欧罗巴”的来历。
《旧约》里摩西五经中的利未记，就专门讲了禁止学异教徒的兽交，可见当时有多乱。（要看原版的书，中文版的一般都简化成禁止邪淫了。因为兽交的概念在中国人眼中太超乎想象了。西方历史上主要的兽交对象是羊、狗、牛、骆驼，即便现在西方也不少，甚至还有动物妓院。比如德国1969年将兽交合法化，2012年才在动物保护组织压力下禁止。）
而伴随着西方宗教而来的，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愚昧仇杀的历史。
对活人残杀、肢解、石刑、火刑......这些针对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刑罚，很常见。
活体肢解是常事
从旧约中记录的与异教徒连绵不断的仇杀，到罗马定基督教为国教后对犹太人的杀戮、与伊斯兰教的厮杀、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相互仇杀和迫害达到了一个高潮。直到今天，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依然是战乱之源。
看看今天的ISIS有多么疯狂和愚昧，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就有多疯狂和愚昧。
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历来是一个“世俗社会”，宗教迷信从来没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
我们现在往往只看到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西方摆脱愚昧所起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正是中国政治与“迷信”分离的现实，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导西方从“神权社会”走向了“世俗社会”，才使西方开始走出愚昧。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才创造出来的概念。而在14—16世纪欧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用英国学者孟席斯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国文化。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明朝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
为修订《授时历》，1276年六月至1280年二月间，中书左承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杨恭懿等使用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一万一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建立了27所观测点，进行天文观测（即四海测验），最北为西伯利亚的铁勒，最南至南海的西沙群岛。在历法编制过程中，首创了“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算出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误差只有25.92秒。
300年后的1582年，教皇推出了格里高利历，号称是在儒略历的基础上修订来的，一年居然也是365.2425日。且不说教皇有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完成这个大规模的测量，就看和《授时历》一丝不差的结果，不是抄袭的话，是不可能的。
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是狂热的中国迷。他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中国的历史超越了圣经记载的历史，引起了基督教的恐慌。“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人过去基本是文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13世纪），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亨利·珀金森教授说：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也是中国的粉丝。莱布尼兹热衷于编写出版《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除了众所周知的易经与二进制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语言、哲学、科学都非常感兴趣。
当时有些欧洲人认为汉语是人类一种最早的语言，莱布尼兹也认为汉字的特征适合于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因为中国人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但是却可以通用汉语这同一种书面文字。他举例说，“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把中国人的‘大’字作为高大的意思，它在所有民族中都一样，但差异仅在于这里和那里的发音不同。中国人读ta，希腊语读μ?γα?，罗马人读作magnus，德意志人读作gross等。”
西方中心论的由来
满清入关后，为了奴化和愚化汉人，满人全面的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也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手工业科技。在满清的两百多年里，原本应该培养来经世济国的政治人才，被扭曲成不准谈政治的废物书呆子。而科技方面，经过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值，衰退到了不足明朝的6%。
读书人，都变成了废物，科技也全面落伍。文化黑暗，科技黑暗，中国彻底走向了黑暗时代。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的一次全面退步。把世界上最先进最伟大的文明，变成了黑暗的奴隶制社会。中国近代的赤贫和落后，就是因为，满清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个国家。满人是监狱狱卒，汉人则是负责艰辛劳动的囚徒和农奴。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人宣称欧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时，在中国却产生了疑古思潮，认为夏商周是伪史，还有人说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代。
而受满清的毒害，和欧洲中心论的误导，导致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国积贫积弱几千年，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汉字的落后，中医的落后，鼓吹要消灭中国文化，取消汉字，取缔中医,要全盘西化。
当年启蒙思想家们干的事，就是羞辱god，批斗god，把god往死里批斗。他们批判到最后，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西方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蒙昧。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河殇》是歌颂和赞美西方人的海洋文明，鞭挞和诅咒中国人的黄河文明。在这部电视剧中，向蓝色的海盗殖民文明下跪，才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还有殖民三百年救中国，这种更疯狂的奇谈怪论。
它宣称，野蛮是高贵的，征服者就是高贵的，中国人只有千秋万代的做被征服民族，把奴隶的位置坐稳了，这才是中国人的出路。他们认为，这种对华夏民族的歧视，天经地义。而一旦中国人质疑这种文明观和历史观，他们则义愤填膺的痛斥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法国文化认祖归宗
法国是传播中国文化至欧洲的桥头堡。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工艺品一直是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在中国餐桌礼仪大规模进入西方之前，西方人用爪子吃饭。
最早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筷子的文献，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写尽了明朝宴会的精致：从清洁的衣着餐具，从喝茶到正餐的优雅流程，装修精美的房间，美味的中国食物。尤其还着重写了中国筷子：
“筷子是用乌木或象牙或其他耐久材料制成，不容易弄脏”
“用它很容易的把任何种类的食物放入口中，而不必借助于手指”。
1684年，柏应理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送上了精美的中国象牙筷子，在法国宫廷里用象牙筷子表演了一场“吃饭秀”，瞬间轰动西欧大陆。深爱中国文化的路易十四，不但学会了用筷子吃饭，而且亲自为筷子代言。而中国瓷器餐具的成套使用，是1685年从法王路易十四开始的。
但是筷子难学，后来欧洲开始将刀叉勺成套使用，才有西方餐桌礼仪的完善。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深入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以致17、18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
而法国精英其实非常清楚这段历史。比如，维吉尔.比诺Virgile Pinot写的《中国对1640-1740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法国人安田朴Emtiemble写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等等。
而马克龙向中国领导人赠送17世纪的《论语导读》，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正式承认，更意味着对中国文化领导权的认可，和对中国领导世界的承认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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