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是个什么鬼？为何如此被盛捧？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项目，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其运作方式本质上是以一种新型的政府融资方式提升公共服务的生产与管理模式，也是我国新时代的官商合营、政企合作的模式。2016年10月13日，PPP第三批示范项目出台，数量高达516个，计划总投资额超过10000亿。不论是在数量还是额度或是增长上都完全刷新了此前两批的记录，也进一步推动了PPP的万亿盛宴。同样瞩目的是，本轮PPP的推动是财政部领衔20部委共同发起，其决心之盛大，其气势之壮阔，都是近年所罕见。
PPP如此被盛捧，绝非一日之功，那么此前的PPP是什么模样，而今又是怎样的契机使其被推到如此高位？
>>> PPP的前世曲折 <<<
我国发起的第一个广义PPP项目是84年的深圳沙角B电站，2014年第一批PPP示范项目出台，开始全面推广。在这期间，PPP多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和BT（build-transfer）两大模式进行。起初引进PPP是借鉴国外的优秀模式，以实现社会资本与政府资本的相互促进，优化资金利用方式，同时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效率。然而我国的PPP在发展过程中却成为了淮北之枳，并且与地方债务产生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
BT和BOT的变形
BT原本的模式应企业与政府方签约，设立项目公司以阶段性业主身份负责某项基础设施融资、建设，并在完工后交付给政府即可。也就是以企业主设立项目公司为主体进行运作，实现建设和移交的步骤。
但在我国的实务运行过程中，BT模式却变成：政府专门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与承包商合作。承诺可以利用财政款项进行兜底，项目建设成功后进行分期回购。 该模式同时满足了承包商和地方政府的需求，即承包商建设（B）后，可以不用陷入运营（O）的泥潭，拿到钱走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此种模式缓解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同时利用分期回购缓解资金紧张，而且回购后实现了对基础设施的全面控制，为政府的政绩工程新添一笔。最终BT模式的实质就是社会资本的短期、有限参与的过程，是地方政府利用优势地位要求承包商垫资的变相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自建地方融资平台，并且发行城投债，再借用BT的外壳吸引承包商垫资，以三合一的方式搞完了大批基建工程，玩的不亦乐乎，甚至形成了一波浪潮。
BT变质，BOT也难以免灾。BOT形式起初的基本方式是投资方成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并且持续向公众收费运营一段时间，赚钱后再移交回给政府。但是在中国的运作背景下，BOT成为了一种名股实债的存在。即投资方投入股权建立公司建设项目并运营，但是大部分都会中途退出，同样地方政府企业会承诺回购股权，核心是把投资期限缩短，而且当地政府还要对项目建设与运营进行一定补贴。因为有回购承诺和补贴，所以虽然投资方投入股权，但实际上是政府欠的一笔债务，迟早要购买这份股权，名义上是股权但是实际上是债务。
PPP与地方债的共进退
在整个BT和BOT的发展过程中，其命运与地方债紧密相连，由于其没有被纳入到政府预算，所以中央对于地方的实际债务水平并不清晰，由此也带来了地方债务隐性危机的增长。
根据Moody数据，2013年省级政府债务占该省GDP比值的全国平均值为31.4%，最高的贵州接近80%。融资平台偿还能力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形成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全面押宝国家经济、尤其是土地经济上行的局面。即便是目前土地经济未有大的下跌，融资平台已经开始大量借新还旧（据中诚信国际数据，通过对1100家融资平台公司统计，2011-2013年借新还旧率分别为69.85%、61.19%、68.8%）。如果宏观经济和土地经济未来有大的下跌，将形成地方债务系统风险。
在地方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政府采用一堵一疏的方式推动了PPP新时代的开启。即一方面发布一法三规”（预算法修正案，国发43号、45号文，财金76号文）等有关文件对预算管理与政府举债进行限制和规范，另一方面又开始发出第一批PPP示范项目。43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禁止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款项对BT项目进行兜底承诺，并且要求未来要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失去了财政支持，只能走向衰败。而严重依赖地方融资平台的BT模式在失去对方的担保和兜底承诺之后，承包商也再无动力进行垫资，三合一的模式被打散。而预算法修正案则将地方政府纳入全口径预算。进一步严格预算管理可以有力限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高度透明化；另一方面，其大搞建设、透支未来的冲动也能得到有效抑制。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BT和BOT的变形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政府也在此背景下全面开始了PPP的推广，而且更提倡各大政府部门真正施行狭义PPP，即真正地公私合营，长期持续合作建设与运营公共项目。
>>> PPP的今世腾飞 <<<
从2014到2016年两年多时间中，PPP正在大步发展。但真正的腾飞却是在2016年。
从2014年到2016年，PPP示范项目翻了17倍，而且2016一年的示范项目投资额就超过了1万亿。这种腾飞不只是在数量与规模上的腾飞，而更在于推动PPP发展的动力因素的跨越，从解决地方问题跨越到了解决国家层面的重点问题。
2014-2015年，财政部主推PPP，为了配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但是2016年，财政部联合20部委共同推动PPP，而且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进落地。是什么带来了如此强大的动力？
旧的未去，新的已来
一方面，地方债务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虽然出台了法规政策，但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依旧高企，国有企业杠杆逆势上涨。2012年以来，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由64.46%上升到66.3%。
而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2016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两方面。然而，国庆节前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再度收紧，将对四季度和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较大影响。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将可能变成单一的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主要动力。而基于地方债务自顾不暇的前提，政府部门除了依赖PPP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似乎已经别无它法。
PPP独特的内在魅力
旧的问题尚未解决，而新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为什么在没有解决旧问题的背景下仍然要大力推广PPP。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本来就是被设计用来解决庞大的社会发展问题，展开发展了之后首先就会对参与经济建设的各种经济组织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魅力一直因我国政府与企业主体地位不对等、政府缺乏契约精神而受到压制。但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数次的国退民进，通过非主流却活跃的民营经济力量的注入为为国家经济带来新的动力是我们屡试不爽的套路。这一次，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而社会资本又出现资产荒，将这两个问题综合在一起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用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增长。而PPP又恰巧为实现这样的目的提供了最好的组织模式。
我们深信祖国遍地处处是聪慧的金融家和政治家，必能将PPP如此有内涵的工具运用到极致，终究如庖丁解牛一般轻松剖开经济难题。你呢，相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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