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之辨:尹贻林教授对《PPP大肆扩张给中国经济带来空前伤害》的辩论

民营经济历来在大型基础设施领域无能为力，因为巨项目需要国家引导，国家给政策。既然国有企业能趁此机会发展，为什么不让它发展，硬拉着国企不扶持民营企业不是个好办法。龙元企业的领导最近在微文中说：“故大多民营企业比较适合做一些中小型体量的PPP项目，从中标落地的项目数据来看，中小型体量的PPP项目个数较多，类型也较广泛，能够满足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的需求。”这说明国企和民企在PPP领域里可以各得其所。

民营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国企除按市场办事，也要听国家的，这一点构成了国企的优势。另外从经济发展史看无法证明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也无法证明民营企业优于国有企业。如果说国有企业是靠垄断发展，那些电、油、银企确是垄断，但中交、中建、中水等总承包商则完全是在充分竞争领域里发展壮大的。而PPP壮大的恰恰是这些在惨烈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英雄国企，让他们变成虎狼之师与西方企业竞争，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占得一席之地有什么不好。说白了，你看看楼继伟的讲话，PPP深层次的用意就是国内练兵，国外发展。

基础设施先行是发展规律，基础设施健全了，社会创新能力会随之大大提高。社会创新不能依靠财政资金，要依靠天使风投资金。你社会创新能力强，世界的风投基金就是嗜血的资本，它会闻风而动。报载美国的风投基金在中国五年回报达三倍以上。所以PPP不会损害社会创新，为什么呢，因为创新是要生态的，是要有环境的。为什么北京、深圳、杭州房价和商务成本那么高，反而成了创新之都了。因为那里有环境，有最好的基础设施，有天使基金环伺，有强大的配套能力。网传10支台湾宝岛来的创新团队到北京考察后有2支不走了，就是看中了创新创业环境。

网上有个冷笑话，说西方人预言中国必发生债务危机，但中国经济学家断然反对：中国地方政府可以打白条。这固然是令人诟病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特色。首先中央有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管着，其次中国和希腊不同，希腊发展停滞，无财政增量。

我们中国有增量，虽然增量小了，但每年都有一位数以上的增量。比如天津的财政增量每年有近三百亿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靠发展解决。

因为中国是精英政治，精英都在政府，不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是资源低效配置是浪费。美国日本精英在企业，咱们不一样，所以对策也不一样。另外中国地方官历来是父母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这种传统观念一下子破不了的。所以你就让父母官操点心怕什么。至于腐败也是中国文化，韩日和台湾省实施资本主义不是也照样腐败。

目前，中央厉行反腐，前有巡视组执纪，后有督导组监军，腐败自然收敛。

中国人善权变，像自适应和自动伺服一样我们容错纠错能力极强，在前进过程中出现错误我们都能纠正。长征的遵义会议，延安时整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都是纠错的表现。PPP中出现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现象肯定很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大的两个法宝：地方先试先行，中央再来规范；保既得利益，调整增量都可以用在PPP推动的过程中，所以不怕PPP出问题。就怕地方都不动，既无问题也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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