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PP立法,你关心的问题发改委都给了回应

林念修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明确了立法应坚持的原则、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力争三季度上报国务院。

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以及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听取专家学者、行业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会资本方、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意见，密切跟踪实践动态，摸清立法需求。

经商立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需要调整充实专家团队，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积极回应各方面关切，梳理提出立法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以专题研讨会、书面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研究，提出解决方案。

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就PPP领域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完善有关立法报告；组织翻译有关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立法或政策指南；与英国财政部、联合国欧洲经济理事会PPP中心不定期交流，深化国际经验的理解。

为避免加剧政策冲突，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主体、业界专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同一领域不要搞两部立法。鉴于PPP内涵、外延和实施模式的不确定性，对PPP进行统一立法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将PPP领域的立法统一到特许经营法下可能吗？对此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是因为国家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已经确定这部立法的名称，而且以特许经营来概括各类主要PPP模式是可行的。将PPP领域的立法统一到特许经营立法上来，有利于保障制度的协调性、可预测性，有效解决目前PPP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制度政策不一致、不衔接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等问题，为PPP实践提供稳定、清晰、有效的法律保障。

1国有企业问题。总体上，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外资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在采购环节，不能因所有制、资金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以确保各类企业平等参与、公平竞争。

2政府违约问题。针对一些地方政府契约意识薄弱、任意违约的问题，至少立法应从三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合同内容上，强调权利义务对等；二是丰富救济渠道，提高争议解决的便捷性与公正性；三是强化责任约束，明确政府违约责任，并结合政务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强化对政府的信用约束，将政府违约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社会公开，强化社会监督。

3应否设立SPV问题。为实现真正的项目融资，应该在立法上要求特许经营权人设立SPV。对其公司法的权利作出一定限制，包括须保证本项目的收入用来覆盖本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或开展其他业务等。但基于我国实际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现状，设置SPV是否会加剧项目融资的困难，业内有些疑虑。对此，立法需要统筹权衡，审慎设计。

4退出机制问题。为社会资本特别是财务投资者设置退出渠道，比如允许股权、债权交易等，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特许经营项目。但立法应当为退出设置前置或限制条件，并严格执行信息披露，接受监管，做到两个确保：一是确保特许经营的主要或者核心建设运营者不发生变化；二是确保项目的运营和服务不会因为股东结构等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公共利益不因此受到损害，股权、债权转受让双方不会从中牟取暴利

5降低融资成本问题。社会投资者的融资成本高于政府，是一种全球现象，在我国更为突出。立法将重点在项目融资结构上做出制度安排，尽可能为金融创新扫清制度性障碍，而将融资产品创新交给市场。

1适用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立法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规定原则适用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对于不衔接不适应的地方作出特别规定；二是在立法中对采购程序作出原则规定，授权另行制定具体采购细则。第二种方案既能系统完整地规范特许经营采购活动，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

2如何兼顾公平性与灵活性。特许经营采购程序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如何起到竞争择优作用，如何保证投标人公平竞争，如何避免暗箱操作，需要作出详细规定。

3如何提高采购效率。如何在保证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优化采购流程、缩短采购周期、降低采购成本，需要作出新的特别规定。如电子化、标准化、相关采购环节时间要求的灵活处理等。

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特许经营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并适用行政诉讼。对于这一新的规定，实务界反响强烈：一是认为会加剧政企双方的不平等性；二是担心争议解决的公正性；三是限制了救济渠道；四是导致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由于行政协议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并无明确规定，在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不清的情况下，不能像民事协议那样依照《合同法》处理。

为此，立法上有以下考虑：一是研究《行政诉讼法》是否排除了行政诉讼外的争议解决渠道；二是按照最高院司法解释来界定哪些属于行政协议；三是拓展争议解决机制；四是设置纠纷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