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加大逆周期调节，全面降准，减税和发展基建。PPP监管逐步放松，提振民营经济投资。“—叫停—重启”的PPP政策在操作过程中严重异化，未能实现“移杠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多地政府和民营企业经历债务膨胀周期。
2013年，国家审计总署几乎堵死地方政府举债途径，PPP融资模式则排除其外，地方政府将其定位为新型融资工具。中央政府则盼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提高资本运用效率，撬动社会资本，缓解巨额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政府财政资金不足的矛盾。地方和中央政府对PPP定位的差异导致操作过程的异化，违背初衷。
减量增质
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2018年11月PPP项目总投资额为17.5万亿元。假设项目在5年内完成投资，PPP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将达2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总量扩大，形式大于内容，效益不高的项目数量增加，积压债务，削弱模式对民营资本的吸引力，好项目数量有限，发挥PPP融资模式优势项目更有限；PPP项目故应设门槛，为投资规模总量限于合理比例范围，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中长期项目预算制度
《预算法》规定地方人大每年只能批未来一年预算，但PPP项目预算周期至少是十或二十年，导致预算期和施工周期的期限错配。OECD国家一般通过滚动预算管理中长期财务支出，对年度预算支出作出有效约束；但中国因体制因素影响，难以预测地方政府未来财政支出，2008年的“一省一市一县”滚动预算试点工作未达理想成效，目前已被搁置。
中国需探索适合国情的中长期财务规划，如逐渐硬化地方软预算约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以及地方政府举债问责等；有效约束中期财务规划对年度预算，保障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以解决地方短期举债发展和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矛盾问题。
加强立法
PPP执行的法律基础条文当初并非为其而设，立法缺陷是操作异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双龙治水”管理框架欠缺协调机制。财政部和发改委目前各分管部分内容，2014-2018年间的指导文件部分内容缺乏一致，导致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出现困难。
其次，决策流程缺乏有效监督。目前上马的PPP项目大多由地方政府一把手决定，地方人大未有监督约束。不适合以PPP模式融资的项目因GDP考核压力被立项上马，导致操作异化。第三方评估机构难以监督立项过程，《采购法》和《招投标法》规定需通过招投标选定第三方评估机构，使之处于弱势，投标方为取得项目，难确保作出客观公正的有效第三方评估。
当前PPP模式欠缺国家层面立法，主要是国务院层面或者国务院组成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部门之间的文件甚至自相矛盾。规章随国家政策基调不断调整，PPP各参与方预期有欠稳定性。立法和制度缺陷导致各地各部门各自为政，出现重复与交叉审批。
2019年初的宏观逆周期调节增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规模扩张，PPP项目逐渐回暖。政府机关、民营企业和第三方机构需吸取经验，从三个维度入手（PPP项目减量增质、构建适用于中长期项目的预算制度和从国家层面加强立法），促进PPP模式长期发展。
综合自FT网 来源：中港股市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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