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在主题为“论道PPP：资源配置与要素效率”的高端对话环节，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主任焦小平，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易珉，龙元建设集团总裁赖朝晖及北京源通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心敏，与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编委张璐晶共议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行PPP模式三年以来的经验以及未来前景。
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
通过PPP模式的推动，实现了政府的转型，保护了老百姓的权益
焦小平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13年以前，PPP是政府一个非常有力的市场化融资手段，对前20年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解决我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2009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第一次下滑，而且是在政府做了大量刺激情况下的下滑。这证明原有的以政府为主的粗放投资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的新常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现代中国、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让出更多的空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政府从一种全能型的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有效政府和高效政府。”焦小平认为，PPP就是顺应这个大时代背景，在公共领域，深化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它在宏观层面解决政府治理问题，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焦小平眼里，PPP带动了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放管服，政府要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同台竞技。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因为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供给。“我们财政的钱袋子要保证社会资本在长期投资中的不受换届、换人影响，也就是财政预算必须把政府在PPP合同中政府的承诺责任纳入预算，让社会资本投得放心、投得安心。在投融资领域，如果基础设施里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坚决让出。”焦小平说。
焦小平还表示，在微观管理层面，也就是BOT、TOT层面，PPP模式实现了物有所值的价值理念，通过公开透明、合同管理、绩效付费等有效的手段，实现了效率的提高，使政府少花钱、多办事。财政部根据中央深化体制改革牵头PPP改革，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和项目引导，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蓬勃向上的PPP市场。焦小平认为，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市场，是PPP模式三年来改革的最大成效。这个市场出现了五大趋势：覆盖行业广；更受不发达地区的青睐；示范率、落地率的增长逐年逐月在加速；引导企业讲信用、讲规范；整体改革的效益正在凸显。从政府来说，实现了政府的成功的转型。我们的服务政府、信用政府、法治政府的形象越来越突出。对公众来说，因为过去信息不对称，老百姓是被动消费，经过PPP模式的推动，合同公开、采购公开、绩效付费标准公开和监测标准公开，让老百姓有渠道实现参与权、监督权和发言权。
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
PPP在齐鲁大地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于国安在发言中介绍说，山东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PPP事业的发展，也是最早实行PPP模式的省份。到今年11月底，山东已经储备并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的项目有1051个，投资的数额在1.12万亿；已签约落地项目273个，投资额是2007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参与的项目达到135个，投资额是1000多亿元，民间投资资本的数额占比达到65.5%。现在有165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投资额达到1308亿。
“山东在推广PPP的过程当中始终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三个转变’。一个中心就是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两个平台指政府项目管理的平台和资本公开竞争的平台。”于国安说，三个转变则包括公共服务单纯由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的转变；公共服务由低效供给向高效供给的转变以及由公共服务的所有者、管理者向监督者、合作者的转变。“通过PPP模式，让渡部分公共资源的建设权、管理权、经营权、收费权，换取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使政府从微观管理事务中脱离出来，拿出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战略和加强监督上面。该放的放掉，该管的管住。”
于国安坦言，在实际工作中山东省也遇到了挑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解决。一是立法的进程，刚才发言的焦主任也很清楚，立法的进程比较慢。目前PPP主要是依靠部门的行政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层级的效力比较低，社会资本方担心权益难以保障有些民营的企业还比较谨慎。 第二是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特别是受金融监管政策的限制，现在多处银行仍然用实物抵押、质押信贷的模式，所以PPP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前错配、遇到补偿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此外，于国安还提出了人才短缺和契约意识不够的问题。
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锋：
PPP模式使政府、企业和百姓成为一家人
侯锋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水环境集团的五个PPP项目：贵阳南明河示范项目、北京通州再生水水厂项目、上海嘉定再生水水厂示范项目、大理洱海PPP项目以及在四川广安108个乡镇的水处理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安这个项目。我们中标一年多以来，总节约投资6个多亿，工期比政府原计划提前一年。”
侯锋认为PPP有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效果：首先，通过PPP模式，政府和企业、老百姓成为一家人，共同从规划、设计开始进行优化，发挥专业公司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它的投资效率；第二，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第三，政府和企业一起共同在研究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因为是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资本要长期稳定地给政府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很重要；第四，在PPP模式的项目中，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全程监管使企业技术进步得到了真正的发挥，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易珉：
港铁进入PPP项目是为了不忘初心
由于香港的土地政策，港铁是世界上唯一盈利的轨道交通系统，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相同的做法无法搬到中国内地。那么，港铁参与PPP项目是为了什么？易珉解释说：“PPP的初心是要为公共服务做一点事情。差不多十年前，港铁开始和北京市政府谈，怎样通过PPP的模式来改善北京的轨道交通地铁。当时北京市政府恐怕不一定都了解PPP是什么东西。经过十年的努力，比如现在北京地铁的4号线、14号线，以及12月底要开通的16号线，港铁都进行了参与。我们的初心就是‘公共’和‘服务’二字。”易珉说，服务这个东西是没有标准、没有上限的，服务得再好，大家都还会不满意。“公共服务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巨大的。我给大家一组数据，每修一公里地铁，差不多要10个亿甚至要超过10个亿。了2020年，北京总公里数差不多要挖到将近900-1000公里，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
易珉认为，PPP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服务的公共性，政府如何来充分地发展公共服务的这些网络和基础设施，而且是在一个没有负担的情况下来做这些事情。“英国伦敦地铁有150多年的历史，但这期间伦敦地铁被政府因经营不下去卖给私方，或者私方经营不下去扔回政府，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第二个问题是服务，百姓对服务的标准永远是在提高的，当你的车五分钟一趟的时候，大家希望三分钟一趟，当三分钟一趟的时候，大家希望一分钟一趟。香港地铁不太挤，因为挤不上这趟车的人立刻知道，30秒或者1分钟之后马上有第二趟车来。我们挤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怕这趟车上不去，下一趟车赶不上，上班就会晚点。“我们公共服务标准一直在提高。第三个问题是专业的运营团队，“让社会各个方面发挥它的强项，比如投资方带来资金，运营方能够长期运营；建设方能够以最低成本、最高质量的方式建设我们需要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易珉表示，他非常骄傲地看到，由于从事PPP模式的推动，把港铁模式引入到了中国内地。到现在，PPP雨后春笋，各个行业都发展得非常好，这是我们解决公共服务的短板的一个最大的发展。“要想实现中国梦，如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不去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上不去。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的领域非常宽，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PPP来做，国防的某一部分，监狱的某一部分，都可以通过PPP来做。”
龙元建设集团副董事长、总裁赖朝晖:
民营企业进入PPP领域，要充分利用好全生命周期
赖朝晖介绍说，在2014年的年度总结大会上，龙元建设集团提出来要设立专门的PPP的投资公司。截至目前，该集团已取得5个财政部示范项目，4个省一级示范工程。
“从投资公司设立之初，我们就提出要打造中国领先的全生命周期的投资运营服务平台。”赖朝晖认为，PPP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融资或者建设运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在一个优秀模式下面，社会资本方去参与做这件事，能够真正地把效率提高，是龙元集团的初衷。
“为什么是投资运营服务平台呢？作为一个民企，我们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碰到的都是巨无霸。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出一期全国PPP市场的报告，我们投标的项目竞争对手以央企为主，民营企业参与度确实非常低，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赖朝晖说，此外龙元集团还要加强自身企业人才结构的调整。由于其本身是做房建类的民营企业，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有一定局限性。“通过PPP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就需要投融资团队和项目运营管理团队的进入。因此，我们搭建了两个平台：2014年5月份设立的龙元明城平台，这个平台里有博士4位、CFA6位，证券从业资格的21位，4位博士，十几位海归。作为以包工头为主的企业，里面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平台还是不容易的。”赖朝晖说，另外一个平台叫“眉来眼去”，是和浙江杭州城投集团达成了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团队。“这个团队的侧重点是做好项目后期的管理和运营服务，它长期服务于政府，懂得政府的各项诉求，同时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和效益。”
北京源通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心敏：
民营企业做PPP项目，要有社会责任上的付出才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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