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对未来预测不足→运营阶段市场低需求，项目低收益→最终致使企业亏损。
举例：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是以BOT形式参股的国家重大交通项目，在可行性阶段，乐观地预测到2010年大桥的车流量达1867万辆，但实际车流量还不到预期的60%，仅有1112万辆。
二、企业投标阶段准备不充分，而政府谈判阶段选择了经济实力不足、PPP模式经验不足的企业→建设阶段，企业高负债，阻碍项目发展→不能物有所值，政府不得不回购或取消企业特许权。
举例：墨西哥收费公路工程中政府为促成PPP项目，在投标阶段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设置过于宽松，许多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也中标。在工程建设期间这些企业对前期的工程设计投入不够，导致施工后工程结算远远超过了工程预算、投资估算，项目完工期一拖再拖。
三、企业前期投标阶段对成本估计不足→建设阶段成本超支→项目不能物有所值。
举例：杭州湾跨海大桥从规划阶段到竣工验收阶段10年间多次追加投资，从最初的64亿到2011年的136亿元，投资累计增加1倍多。
四、项目寿命期内企业经济状况恶化(由于：合同阶段签订的“非竞争性条款”受到排挤→企业与政府间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同争议;项目建成后没有实现预期利润→企业亏损)→项目最终被政府回购，不能物有所值。
举例：美国加州91号快速路项目，私营方CPTC把加州交通部告上法庭，私营方称加州交通部拓宽91号公路的计划违反了PPP合同中的“非竞争性条款”，要求政府赔偿，最终政府以比项目造价多8000万代价回购项目。
五、政府对项目缺乏监督管理→建设阶段的项目质量不满足要求，运营阶段市场低需求、项目低收益→企业亏损。
举例：英吉利海峡隧道项目施工时最初没有考虑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但施工中的粉尘、污水、高温、潮湿等影响整个工程的建设，政府不得不额外增加成本，保障安全和环保。
六、缺少对类似、替代项目的研究→运营阶段，阻碍项目发展→政府回购或取消企业特许权。
举例：曼谷高架道路和轨道系统项目中，政府缺少对类似、替代项目分析研究，项目投入施工建设后，在相近地段遇到了其他在建的类似工程，最终导致只有13%的工程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
七、建设阶段企业对项目管理不善，或政府“越位”滥用权力→运营阶段，阻碍项目发展→政府回购或取消企业特许权。
举例：墨西哥收费公路项目中政府为PPP项目的落地，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提供项目融资，为企业担保，但由于项目收益低于预期，政府最终不得不承担近百亿美元的债务。
（转自中国工程建设网，原标题《PPP项目的几种“死法”》，PPP资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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