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促进会（简称山西省PPP促进会）是由山西省财政厅主管，山西省民政厅批准的社团组织。旨在通过发挥社团组织特有的“服务性、专业性和广泛性”优势，认真履行省财政厅授予的七大职能：项目库、专家库、咨询机构库建设管理；项目信息管理；业务咨询服务；政策宣传培训；项目督导服务；政策分析研究；金融融资支持，并通过全力打造政策执行平台、政策宣传平台、行业自律平台、项目信息发布平台、咨询服务平台等五大平台来为政府和市场搭建起全面沟通与合作的桥梁，为推动我省PPP改革事业的发展增添新动能、新活力，为促进我省转型发展，实现振兴崛起做出积极贡献！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重大创新的PPP，本身就属于治理模式创新，但作为对象，PPP也需要治理。2014年以来的PPP发展热潮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明股实债、固定回报、资本金穿透、伪PPP盛行等，亟需治理。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PPP发展一直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这种空间差异既反映在项目的空间分布上，也体现在PPP的应用特征上。就PPP项目的空间布局而言，以财政部入库PPP项目为例，截至2018年1月31日，入库项目总计7446个，最多的前三省份是河南（695个）、山东（639个）和湖南（591个），最少的三个省份是西藏（2个）、上海（2个）和天津（14个）。
此外，PPP项目的区域差异还体现在城乡之间，PPP项目过多地集中于城市，在广大乡镇的推进力度不够，结果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就PPP的应用特征而言，比如PPP的驱动因素，按照熊伟和诸大建（2017）提出的PPP3.0理论，PPP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PPP1.0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填补公共财政资金缺口，PPP2.0的驱动因素是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PPP3.0的驱动因素是促进可持续发展。
PPP的三个阶段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双向演化和可能同时并存的。不同阶段PPP的驱动因素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同的阶段，不同区域的PPP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PPP的区域差异，部分属于正常范畴，比如禀赋差异和需求差异带来的区域差异;也有部分是非正常的，比如地方政府认知和能力不到位导致乱用、滥用PPP。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PPP的政策具有灵活性，但目前国家政策却是一视同仁，全国“一刀切”，缺乏政策弹性，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空间治理机制对PPP进行矫正、引导和调控。
PPP的治理手段很多，比如关系治理、契约治理、网络治理和项目治理。但空间治理无疑是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与地理领域的空间治理不同，在PPP治理领域，空间治理更强调结合PPP的特征和需求，通过空间和制度手段，修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平衡不充分。空间治理不仅是发现空间差异，也不是坐视空间差异，而是在正视和分析空间差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对症下药，通过空间治理模式和政策调控，从而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缩小空间差异，促进空间正义。
PPP的空间治理首先是识别和诊断PPP的时空格局和演化特征，并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尺度对中国PPP驱动因素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差异进行分析和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事前-事中-事后”呼应的动态评估与调控体系，从而实现对PPP项目的过程控制与优化。PPP空间治理的事前评估就是立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构建中国城市PPP适宜性评价，通过加权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采用PPP模式的适宜性进行评估。
事中评估就是根据PPP项目的实施绩效对PPP入库项目进行动态调整和清理整顿。事后评估就是构建中国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评价，目的在于对地方政府实施PPP模式的管控水平进行评估，识别和诊断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根据评估结果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从而提升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
目前，PPP的空间治理在概念界定、内涵特征、实施路径、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空间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集成研究，需要项目管理、公共管理、地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的融合，难度较大。但PPP空间治理紧紧围绕这一轮PPP热潮中暴露出来的“一刀切”政策模式、运动式发展陷阱、制度效率低下、地方政府能力不足等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不可不推，也不可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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