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霜坚冰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四种投资模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财政拨款——国企投资模式；到九十年代的银行贷款——国企投资模式；再到2000年后，城镇化大发展期间的土地财政模式。
该模式由政府主导，通过释放土地获取财政补充，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多为当地城投公司），吸引银行贷款，企业BT建设。但这种模式易于增加城市债务，造成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累积金融风险，因此，近几年来被逐步淘汰了。
自2014年下半年至今，我国进入以PPP模式为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运营阶段。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间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对价。
PPP是以市场竞争的方式提供服务。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PPP不仅是一种融资手段，而且还是一次体制变革，涉及行政体制变革、财政体制变革、投融资体制变革等诸多方面。
PPP穷途末路还是柳暗花明
2017年底，在PPP模式一路高歌猛进突破17万亿元后，一系列问题随之暴露。
追根溯源，问题出自上文我们提到的PPP定义。在国际上，通用的PPP定义是政府与私营资本合作（中间的P），而我国的PPP定义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这里面的差异，就是央企、国企是否可以做PPP项目的巨大生存空间。
事实上，当年PPP提出的本质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转化）城市债务问题。但央企与国企的大量涌入，不仅没能解决此问题，还带来潜在城市债务增加和建设运营成本上升的双重问题。可以想象，靠政府左右口袋间的传输，当然无法解决外部债务问题，只会重复加税、重复建设，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2017年11月底，国资委出台《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从强化集团管控、准入、控制规模、控制核算、严肃追责等几方面防范央企参与PPP的经营风险。消息一出风声鹤唳，PPP走势立刻大受冲击，甚至很多人担心PPP是否已到了穷途末路。
为缓解市场恐慌，随后财政部在第四批PPP示范项目评审前，首次把项目申报数目和投资额公布出来（其中，申报项目1226个，投资额2.12万亿元，略高于第三批PPP示范项目），以此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表明PPP还是要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PPP模式之所以出了问题，究其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并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收入来源这个“老大难”问题。
银行信贷、股市炒作、基金推动等手段花样百出，但这些都只是项目的投融资手段，是代表供应方的手段，企业要获利，资金提供者也要投资回报，但这些利润来自何方并不清晰。
也许我们会磕磕巴巴的说政府买服务，可是政府真的有数以十万亿元的服务可买吗？信息化、雪亮工程、污水处理、信息消费？连个零头都凑不到，明显荒唐。现状是政府刚性需求、有效需求，完全不足以支撑整体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的收入来源，我认为甚至1/4都达不到。那其余的钱从哪里来？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靠财政收入、卖地、政府举债已经不现实了，那靠什么？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我想PPP模式就很难取得快速发展和广泛的民间资本参与。
其实PPP模式远远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要解决PPP当前困境，需要政府进一步拿出诚意来。
一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诚信履约问题，不能因为政府班子换届就把项目推翻重来，对于生命周期通常十年以上的PPP项目来说，这点至关重要；
二是项目资源配置要更加合理化。通俗地说，就是要肥瘦搭配好。现状是好的项目不愁钱，不愿意用PPP来做，如停车场、高速公路、平安城市、雪亮工程、IDC建设等；差的项目没人问，如公园建设、棚户区改造、低端养老等。如果不把肥瘦项目搭配好，那很难吸引逐利的民间资本介入。
可以看到，最近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政策、法规，扩大了市场开放力度，降低了项目参与门槛，增加了民企参与的资金补助与支持。相信PPP之路会持续健康的走下去（说实在话，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更好的替代模式）。
截止到2017年9月，全国PPP项目入库14220个，累积投资额17.8万亿元。
（全文四部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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