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PP过山车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用以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与政府合资成立SPV也就是特定目的公司，替代政府投融资平台。政府出资部分大概占到SPV注册资本金的8-10%，社会资本占到17-20%，项目贷款融资占到70-75%，由此进一步放大了财政资金的杠杆，相当于地方政府以按揭付款的方式支付基建投资资金，而项目开发和运作的责任，转交给了社会资本背后的运营方。
从2014年启动之后，全国各地一哄而上，让财政部大吃一鲸，感到数量太大无力承担按揭，很快会付不起按揭，到2017年年中开始清理整顿，手忙脚乱一顿踩刹车，就是地方政府这一轮去杠杆，操作猛如虎，到现在把很多投身PPP事业的上市公司搞翻了船。踩刹车的主要方式是重新认定并清理项目库，以及坚持表态不承担财政兜底责任，压抑银行投放SPV项目贷款冲动。
现在SPV成为了后妈生的孩子，地方政府、企业一般都不肯为其担保，财政部金融司还喊话，表示入库与否不能作为贷款的依据，贷款风控的责任，要由银行自行承担，企业方表示项目是否开工，取决于贷款是否落地，对还款来源的风险评估责任，推给了银行。但是归根结蒂，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履约诚信。一是否存在人走茶凉后任不理前任的旧账的问题，也就是主政官员的道德风险；二是是否存在财政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付不起钱。
财政部金融司官员还表示，PPP项目不是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手段，我就不是很理解这种说法，现在这个阶段根本不是平抑经济波动，而是这种翻云覆雨的管理模式本身扩大了经济波动，造成了因为宏观管理滞后导致的行业性的波动风险。社会资本对财政部门的信用产生了疑虑和怀疑。
2019年市场期待的是财政部就PPP出台指导意见，政府当局就PPP制定条例，明确两点即可打通融资环节也就是银行向SPV投放项目贷款的前置条件：一是指导意见中PPP支出纳入地方财政一般性支出预算的标准（10%以内纳入预算、7%以上风险提示），这一条即可解决贷款审批的前置条件。二是条例中明确地方官员还款履职的接力标准，政府主政官员不能丧失最基本的诚信，这一条即可解决项目贷款的期限，解决短贷长用问题。这两个文件都已经延时发布，导致整个相关商业模式的企业都陷入苦苦挣扎的境地。对银行来说，假如政府已经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客户是值得信任的？假如PPP不打通，信用问题不解决，基建还怎么大规模推进？
2、PPP数据统计
按项目推进进度分类。财政部对PPP项目采用管理库管理，四个层次：未入库储备、入库、落地、开工。管理库项目累计8,654个、投资额13.2万亿元。未入库储备项目3,971个，投资额4.6万亿元，同比减少3316个，投资额减少2.8万亿。这是PPP项目减少的主要部分，入库项目减少的并不多。入库项目中，落地项目累计4,691个、投资额7.2万亿元。其中开工项目累计2,237个、投资额3.2万亿元。整体来看，全部项目包括未入库储备合计17.8万亿，以金额计，全部：入库：落地：开工=100:74:40:18。投资合计占到2018年GDP的20%，任重而道远，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过这么大规模的PPP模式的基础建设。没有金融创新配套，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项目回报机制分类。PPP项目的回报机制有三种：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政府付费。入库项目中，使用者付费类项目626个、投资额1.1万亿元，可行性缺口补助类项目4,721个、投资额8.7万亿元，政府付费类项目3,307个、投资额3.4万亿元。2018年使用者付费类项目净减697个、投资额5,068亿元，可行性缺口补助类项目净增1,791个、投资额27,755亿元，政府付费类项目净增423个、投资额1,428亿元。财政部表示，政府付费类项目原则上不再增加，估计是环保治理类的较多，只有社会效益，难有经济效益，但环境整治是高压，不做又不行，这类项目很有可能与废危处理牌照捆绑，转变成可行性缺口补助类项目推进。使用者付费项目减少，可能是很多不适宜做PPP的项目被清理整顿。
按项目投向分类。管理库累计项目总数前三位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分别为3,381个、1,236个、827个；累计投资额前三位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城镇综合开发，分别为4.0万亿元、3.8万亿元、1.8万亿元。其中，公共交通、供排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利建设、可再生能源、教育、科技、文化、养老、医疗、林业、旅游等多个行业PPP项目都具有支持污染防治和推动经济结构绿色低碳化的作用。按该口径，2018年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累计4,766个、投资额4.7万亿元。分别占管理库的55.1%、35.8%。其中落地项目2,521个、投资额2.5万亿元。12月末，各阶段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数、投资额如图下。按示范项目执行情况分类。四批示范项目共计989个，投资额2.2万亿元。累计落地示范项目895个、投资额2.0万亿元。开工示范项目528个、投资额10,698亿元。行业方面，累计落地示范项目数前三位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分别为393个、91个、86个；累计投资额前三位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城镇综合开发，分别为7,289亿元、6,301亿元、2,236亿元。民企参与方面，签约社会资本共1,589家，其中民企占39.8%；民资背景项目数467个、投资额7,881亿元，分别占落地示范项目的52.2%和39.2%。示范库动态调整，目前只有出没有进，只是落地领先一步，但并不能算是保险栓。
3、PPP财政管控测算
为了监控全国财政负债情况，财政部做了两件事。一是要求地方政府负债公示，谁负债、谁公示。二是要求负债透明化，将各种非标隐性负债的门堵死，但是打开地方政府债和PPP财政支付责任的正常负债的大门。三是对PPP财政支出能力和线内责任、物有所值论证等纳入PPP平台。目前，平台已具备动态监测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和财政承受能力情况的功能。
从财政支出责任来看，12月末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503个财政本级均在财政承受能力10%红线以下，其中七成以上处于7%以下的安全区间。另有5个本级在个别年份超10%。PPP项目潜在财政风险总体上得到有效监测和防控。
从物有所值论证情况来看，截至2018年12月末，管理库8,654个项目均已完成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审核，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兵团和19个行业领域。
根据已经入库的全部项目测算，未来30年（2018年-2047年）的财政支出责任共计16.2万亿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责任12.8万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责任3.4万亿元。其中，已落地项目财政支出责任9.0万亿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责任6.8万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责任2.2万亿元。这30年的时间分布呈现鲸鱼状??，如图，全部项目支出责任高峰在2025年，为9,745亿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责任7,523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责任2,222亿元。2019-2021年均增长超50%，2021-2029年高位持续在每年8000亿以上，预计PPP项目的资产证券化高峰，将发生在这期间。按照发展的进程，估计2029年之后不会这样快速下降，而是会在8000亿以上维持相对稳定，不断???新的建设项目增加进来，形成项目库的周期性滚动。
PPP项目推进进度按全生命周期分为：识别、准备、采购、执行、移交这5个阶段，其中，准备、采购、执行、移交4个阶段的项目纳入管理库。截至2018年12月，管理库准备、采购、执行阶段项目数分别为1,682个、2,281个、4,691个，投资额分别为2.6万亿元、3.4万亿元、7.2万亿元，如图，目前无移交阶段项目。
民企参与方面，4,550个社会资本所有制信息完善的落地项目，涉及社会资本共7,781家，其中民企占34.9%；民资背景项目1,961个、投资额2.3万亿元，分别占上述4,550个落地项目的43.1%和32.5%。
4、从美日经验看环保产业
从投入方式来看，国内的环保产业主要是PPP模式了，英国PPP巨头卡丽莲刚刚倒闭也为这种模式敲响了警钟，其他国家的PPP规模均无法与我国已经搭起来的框架相提并论，这跟工程兔的体量也有直接关系。假如以美日两国为参照系，那就意味着中国也将长期采用财政赤字的方式拉动基建，美日均是财政赤字大国，日本公共债务接近GDP的250%、美国公共债务是GDP的80%还在进一步推升。
从整体负债率来看，2018年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与地方显性债务存量之和为34.07万亿元（国债余额15.69万亿+地方政府债18.38万亿），占当年名义GDP的比重约为37.8％，但如果计入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23.67万亿元（地方城投债7.47万亿+PPP财政支出责任16.2万亿），合计为57.7万亿，那负债率就上升至64.12％，一般认为政府债务余额占到GDP的60%是风险警示线，但却不能解释美日的情况。日本有社会资本在不断增加储蓄作为对冲，美国依靠美元的全球通货地位，通过量化宽松和紧缩推动美元环流潮汐对负债型资源输出国进行反复收割。中国的风险在于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被房产占据主要部分，自由现金流被房产按揭吞没，杠杆已经很难转移到老百姓手上去，而政府卖地的钱已经花完，钢铁水泥之类的重工业产能和产量均超全球一半，已到增长的极限，今后靠什么发展？
日本在1864年举办了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了大阪世博会，其时日本经济的发展阶段，可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一比。日本的环境污染，也曾经爆发，比之中国经历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跟这些年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的印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60年代，日本各地出现了污染导致的大范围公害病，其中废水汞污染导致的水俣病、第二水俣病，空气污染导致的四日市哮喘和镉污染导致的痛痛病合称为日本“四大公害病”。环保治理，是还经济发展的欠账。
1970年代初，制定和修订了大量相关法律法规，1971年，日本环境厅正式成立，并于1973年制定了《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中国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其中包括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大概是我国环境保护的起源。2013、2015、2016年，分别颁布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环境治理开始全面推进。国家的远期目标，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也就是说，对环境治理的持续投入，大概会延续近20年的时间。
从投入的角度看，环境治理的投入与GDP的增长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GDP下行时，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可能是一种对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对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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