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按其组成部分可以划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银行信用、个人信用或公众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居主导地位，对社会信用建设产生辐射、引领作用。在由国投信达集团鼎力支持举办的“中国政信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怡从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与PPP规范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政信体系建设需要通过根本改变体制机制入手的观点。以下是她的发言内容：
我们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GDP与PPP发展机会相关吗？GDP大发展机会就大？还是GDP小，发展机会大？GDP大的地方，PPP做成功的机会大？GDP小的地方，做PPP意愿大？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数据或指标来回答这些问题？
地方财力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度量。比如就财政收入来看，不只一般公共预算是地方财力。2015年之后，地方政府有四本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与社会保障预算。数据上，从1953-2017年中央财政收入与支出占全国财政收支比重，我们可以非常明显观察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有大幅提高，2017年中央收入占到全国收入的比重达到47%，而支出不到15%。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力。因此，我们考察地方可支配财力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地方不仅通过征税，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得收入，还从上一级政府得到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财力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方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可以从他们在市场上的融资成本观察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地方政府融资成本方面，既有成本较高的一些省，也有相对比较低的省。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手里面所持有债务期限余额不一样，有些更长，有些可能更短，也都体现在市场能力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差异。数据反映了市场对地方政府信用的判断。
我们希望评价各地的PPP发展机会。目前，我们考虑以下维度来进行这样的判断：经济发展情况、PPP现状、财政收支、政务债务以及公共服务。当赋予这些维度不同的权重，我们会得到各地PPP发展机会的评估结果。
PPP模式的引入是追求政府支出绩效的需要。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对支出绩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信用体系的重塑，需要通过根本改变体制机制入手。我提出通过税收分享原则的调整来实现。中国增值税地区间分享是根据生产地原则确立的，比如说中石油管道运输线，按现行税收分享原则，我们会看到税收会出现在企业注册地。弱化招商引资对经济发展的扭曲，根本改变政府的激励机制，需要改变传统发展产业的思想，把增值税分享原则由生产地原则改变成为消费地原则。大量的测算表明，转为消费地原则后，税收在地区间的分享会更加均衡。
我希望这是一个契机，希望通过政府信用体系的有效建立，为PPP的规范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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