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贾康等:国际视野下的特色小镇PPP解决方案

PIC的应用较为广泛。英国在铁路网络、教育和医疗领域要么已经创建了PIC，要么正在创建过程中。PIC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是其优势所在，有三个核心特点：一般不设股东（如果有，他们也将在利润方面受到限制）；提供公共服务；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资金来源可部分由政府资助，或者在政府引导下从民间市场借贷资金。创建利益相关者治理框架的PIC 董事会，直接负责向当地社区和用户提供公共服务。机制是当地社区直接选出PIC 董事会，并对项目进行管理。然而，即便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类自治模式，PIC 董事会的选举机制依然需要制衡，管理层的选择强调对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掌控力。从原理上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搞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在为民众服务，然而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步履维艰、磕磕绊绊，这种失败的案例值得总结教训。而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PPP项目，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遭到民众的抵制。民众对项目的接受和理解也会影响项目的进展。

可以这样理解，PIC董事会正是起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在吸收民众意见的同时，化解民众与政府之间可能出现的意见分歧与冲突。董事会使政府与民众之间既往的关系发生了潜在的变化，使政府在“做好事”的同时将“好事做好”。

在英国，自工党连任的早期阶段PIC开始进入公共政策视野至今，受到英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公共事业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为中国的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一些启发。

PFI具有更长的政治行政谱系，该模式起源于上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政府在PFI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通常作为项目的主导者或者服务的主要采购者来外包服务合同。

PFI以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事务的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因此理论上允许政府将公共资源的配给权转移到别处。PFI项目过程相对简单，在获得国家财政部门批准后，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将就特定项目对社会资本发出招标邀请，招标价格的确定会参考其他同类项目并进行特定项目的风险评估，最终确定中标价格。

该合同将形成一个合作模式，由社会资本融资、建设，在许多案例里甚至可以管理一个大型设施（学校、医院和监狱等等）。

在形成的长期（25年或更多）合同期内，政府支付使用年费。PFI合同的规模有大有小，涉猎的项目范围特别广泛，小项目如西萨塞克斯郡（WestSussex）的信息技术设施项目造价只有10万英镑，大项目如欧洲当年最大的建设项目，总造价为40亿英镑的海峡隧道铁路工程。由英国财政部创建的英国伙伴关系机构（PartnershipsUK）负责主要议程。目前PFI在英国公共部门扮演着有限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即使在PFI 应用十分广泛的部门，它也从来没有超过公共部门年支出规模的15%。工党则在过去对PFI 持怀疑态度，将其称为“后门私有化”（back-doorprivatisation）。然而，工党人士也都很清楚，通过增加税负资助公共项目投资，会受到来自民众的阻力，工党政府需要对财政持审慎的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PFI 实现了政府没有提高税负或增加公共部门借贷资金的前提下，筹集到公共部门投资所需的大笔款项，并与此同时理顺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关系。因此，PFI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党一直以来不增税却要增加社会资本投资提供公共服务的疑虑。所以后来工党也热衷于利用PFI 显而易见的优势，探索新的能够自觉改进效率和性能的公共政策，包括学校教育、社会住房和城市再生等等，并试图确保在不扩张官僚开支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效率。

PFI 的核心特点有三：以PFI 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提升效率以改进服务标准；PFI 将风险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那些深奥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可以通过PFI应用到公共项目当中。

然而，PFI 在英国的实践当中也会经常遭到质疑：如果只有一个投标者是否不利于维持竞争性局势？向私营部门转移的风险是否与其获得的收益匹配？在英国一些大的PFI 项目已经表现为政策失败后，这些事件的政治影响已经造成严重挑战。更确切地说，PFI涉及到一个介于管理（比如效率）概念与民主（比如问责与合法性）概念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政府PFI模式的吸引力在于“社会资本获得项目并在后期由政府为其支付”，有人称之为其代表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bargain），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为PPP 模式在中国特色小镇建设上的实践提供一些启发。

乡村发现转自：《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