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是一个融资、筹资机制的创新，同时又是管理机制的创新，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在中国现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PPP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郝升认为在战略层面上值得直接说明的制度创新意义，就是它直接呼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方面联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即现代市场体系运行的产权基石方面的制度创新，要主打混合所有制。这样的一个突破和PPP机制创新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连接。因为PPP概念下比较标准的、如财政部楼继伟部长特别推崇的具体形式，是“狭义PPP”的特殊项目公司，英文缩写为SPV，它是非常清晰的标准化股份制框架，参与各方的股权是非常清晰地合在一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SPV就是股份制框架之下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态。
怎么理解这个混合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事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地作为实践中间的一个指导方针了，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现在所说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强调的是一个一个市场主体，它们内部的产权结构怎么混合的问题。这个内部产权结构，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之下，也就是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应该形成不同来源的股东即股本持有者，它们在一个一个具体的市场法人主体内部，以混合、合作的方式形成有潜力、活力最大释放的稳定机制，来寻求共赢和多赢。这是“现代国家治理”所内含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以最大的包容性实现生产力解放的一个具体的机制创新切入点。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在我们市场经济的细胞——市场上的一个个的市场主体内部，打开了进一步提升活力、促进发展的空间，它其实是在前面早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种种混合所有制的一个正面概念的肯定，并对其今后大力实现更好发展的指引。在中央没有作出这样的强调之前，这种混合所有制其实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存在和运行。我们考察的一些具体PPP案例，可以作为说明，比如，中国内地本土民间资本加入的第一个BOT项目——福建泉州的刺桐大桥项目，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SPV形式，这个项目公司是多元主体，共同合作中按股份制形成了清晰的产权结构
混合所有制与PPP的结合对于全局转轨和全面改革战略，必然成为非常值得看重的一个结合点和切入点。现在处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认识,当然就应该把理论和实际打通，回到现实的应对挑战方面，来助推攻坚克难。一说到股权结构，一说到股份制的发展，便有一种思维定式：需要在这里问问是姓“公”姓“私”还是姓“社”姓“资”，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郝升认为，上面这样的一种先贴标签的认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股份制这个框架之下的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后，应该被抛到一边。
此外，还有多少年延续下来、现在仍然没有办法下定论的“公有制是"为主体"还是"为主导"”，如何探索认识“混合经济”的概念。在国际上特别有影响的萨缪尔森经济教科书中，作为非常有影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作者对合理的、主导的所有制的基本看法就是“混合经济”。从实事求是角度观察，“混合经济”联通的“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实地处理深化改革、践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来说，亦是很重要的。“为主体”或“为主导”，都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可能在从传统体制走向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开始阶段无法一下子走到“为主导”的表述，一定要强调“为主体”，这可以避免很多激烈的观念冲突，把一些该做的实事抓住了往前推。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上，很多人就不满足于“为主体”了，他觉得这会机械地理解为50%以上的股权才是“主体”。那么，“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某些地方、某个阶段上如果低于这50%，是不是就丧失了"主体"，是不是就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错误？”在这种争议中，不少人也就倾向于“为主导”的表述了。“主导”更强调的是辐射力、影响力、控制力，这跟党的十八大报告里的概念是对应的。但在内部讨论中，仍然会有一些人说“如果一下退到"为主导"，会不会是整个社会主义都成了问题”？这也是一个看问题马上就会上纲上线、对决策方面也很有冲击力的考虑视角。有的同志把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制，不认同或者不明确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那么观点上可能就更对立了。对此，郝升不太赞成拘泥于“为主体”或者“为主导”的表述，能不能把这种争论淡化掉？“混合所有制”在概念上的确立，正是在作出淡化处理。
在混合所有制的框架之下，这种政府能动调节加上市场主体自调节的空间，必须正面考虑的“供给管理”这方面的政府作为，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好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方案，来应对经济生活中间的一些矛盾与挑战，化解矛盾凸显和冲突因素，而使公众利益得到提升、得到保障。无非是要认识，这样的由PPP而联系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包容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所以郝升（金融顾问）认为，在讨论PPP机制创新，应对公共事业发展中的资金压力，应对中国城镇化、老龄化等等这些重大挑战的同时，还应该充分注意PPP的机制创新除了在融资、筹资、管理和资金使用效益等等方面的可能贡献之外，对于中国全面改革，从产权基石的夯实上升到现代市场体系、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与发展来说，都具有莫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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