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在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由国家发改委、中国保监会与清华大学共同设立）成立仪式上，我专门谈到了寻找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需求自信和能力自信。因为在我看来，要持久推进一件事情，应该有充分的现实需求和足够的实施能力，此外还应该从理论上找到依据和支撑，以便更好地坚定信心而不轻易动摇。
我国从2014年开始大力推广PPP模式，两年来迅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PPP需求市场，全国PPP示范项目超过1万个，投资规模超过10万亿元，我们有足够的需求自信。但我国各个方面特别是各级政府在应用PPP模式方面明显能力不足，形不成能力自信，这也是两年来国务院、发改委、财政部等密集发文、月均出台一个规范性指导文件的原因之一，更是各类PPP培训班异常火爆的原因之一。
但我认为，从理论上对PPP进行解读，找到充分的理论自信，把应用PPP模式作为理论分析的结论，并在政企双方乃至全社会形成共识，则更为基础和重要，因为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才有可能是科学而持久的实践。理论上说清楚了应该干的事，就具备了正确的方向，即使行驶中不够平坦，也会信心满满，铺路架桥，攻坚克难，谨慎驾驶，一路向前。否则理论上模糊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么不干，要么蛮干，要么知难而退，行驶中随意停车，随意折返。如此，中国PPP就有可能是轰轰烈烈但却昙花一现，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提及PPP，我们很容易想到另外两个经济学概念：Public Goods（公共产品）和Private Goods（私人产品）。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私人产品，因为其固有的排他性、竞争性等特点，供需关系（往往供过于求）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也决定了产品的品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还有少量社会共需的产品（如城市道路、交通、管网、照明等基础设施），由于其存在共用性而导致免费搭车现象，即不容易建立收费机制或建立收费机制社会成本过高，因而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或不主张私人投资，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这类产品就称之为公共产品，只好由政府负责提供，根据社会福利原则进行分配。
但问题是公共产品存在垄断性而缺少竞争，政府公务人员也是“经济人”，这就使得由经济人而不是机械人组成的政府难以完全摆脱“自私”的本性，提供公共产品往往质次价高，公众不满意，同时很多政府投资能力不足，即政府既缺资金又缺效率，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如今很多国家政府程度不同地存在“两缺”问题。
既然对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企业不愿意提供，政府又提供不好，那么政企合作提供呢？采取半市场化与半行政化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可能把政府主导的公平与企业追求的效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解决“两缺”，克服“两失”，不断提髙公共产品的品质与服务效率。
基于这个理论视角，从消极层面来看，PPP是应对“两失”与 “两缺”的无奈之举，如果市场不失灵或政府不失灵，那就完全可以让企业或政府单独提供公共产品，而没有必要采用政企合作方式；从积极层面来说，PPP又是政府体制变革的创新之美，牺牲一点公平换来更高的效率，牺牲一点效率换来更好的公平。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小政府理论”指出，政府重点提供那些市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服务，同时用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来修正“政府失灵”。
从上述“两失与两缺”“公平与效率”的理论解读中，我们也很容易提炼形成PPP的核心理念：平等友好、长期稳定，合理回报、激励约束，风险分担、利益分享。中国PPP，需要建立理论自信；中国PPP，请让理念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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