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法学家彭梵得教授说，“在罗马法中，罗马人把债的标的分为“给（dare）”、“做（fare）”、“履行（prestare）”。罗马法中的“给（dare）”是指转移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义务（rem dare，unumfruntun），“做”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并不暗含着权利的转移，比如，实施某一劳作，允许使用某一物品，等等。“履行”一般既包括“给”的意思又包括“做”的意思”。那么，罗马人为什么创设“债的标的”这个概念呢？为了分类，为了区分不同的债务关系，进行不同的法律适用。
概念的生命力，有时候是顽强的。欧洲的债的标的的概念，穿越幽暗时代，历经两千年，传到了美洲。可是，其中也有变化。《阿根廷民法典》495条就说，Las obligaciones son: dedar, de hacer o de no hacer。翻译过来是：“债务分为给付之债、作为之债与不作为之债”。什么区别，罗马法中的“fare”,被阿根廷人用“hacer”和“no hacer”替换，而prestare“履行”这个意思，被阿根廷人给省略了。那么，该不该省略呢？
说这个问题，我自然地想到了一位老先生。
永嘉梅仲协先生，是我们现代民法的“祖师爷级别”的人物，法国留学回来之后，先在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教出了谢怀栻老师、姚瑞光大法官等“大陆时期”的学生；迁台后，又教出了王泽鉴先生这样的民法大家，可以说是民法学的一代宗师了。我念的第一本民法学书，就是梅先生的《民法要义》。梅先生这本书的98年第一版的前面那几页中，有一幅字，“忆昔在南泉，晨夕相游眺……”，说的是梅先生与姚、谢等诸弟子出游的情景。有一次我开车经过无锡，有个地方叫“南泉”，忽然想起这首诗，不禁想，这是不是梅先生诗中的南泉呢？
梅先生说，“常考罗马法律，每一法律行为，各有其特定之典型，行为之内容，虽合于当事人之意思，而未依法定方式作成者，不能获取法律上相当之保护。降及后世，人事日繁，法律生活，渐趋复杂，以法定有限之典型，应变化无穷之人事，自属不可能也。故现代法律，于个人之生活，尝予以较大之活动范围，而于债之关系尤甚，所谓契约自由之原则，乃应运而起也。虽然，立法例中，亦非绝对放任，于若干法律行为，按其情形，仍认为有规定典型之必要，且因数种法律行为之性质，往往有似是而非之点。非设有一定之楷模，每易引起无谓之纠纷。现代民法，为杜绝流弊起见，对于构成法律行为之种种元素，亦予以相当之规定”。什么意思呢？法律行为理论中，有一个法律行为的元素理论。这个理论，将法律行为分为“要素（essentialia）”、“常素（naturalia）”和“偶素（accidentalia）。所谓要素，是指构成法律行为不可缺的元素。比如，在买卖合同中，一方转移所有权，一方要支付价金。如果缺了“转移所有权”或者“缺了转移价金”，这个合同，就不叫买卖合同了。这种“缺了就变性”的法律元素，叫做要素。而“常素”是指一种法律行为，通常规定的元素，比如违约责任。但是，你不规定违约责任，法律行为也成立；“偶素”是指当事人在一种法律行为中加上去的“元素”，比如约定支付账户。那么，法律行为的“要素”理论有什么用呢？
在民法中，“法律行为”这个概念也是一个舶来词，其另外一个翻译是“法律交易”。那么，之于“法律交易”，法律行为的元素理论，指的就是“交易的核心结构”问题。在交易的核心结构中，最重要的，是确定一种法律行为的核心给付义务，到底是“给”、“为”还是“履行”。不同的债务标的，决定了不同的法律行为的要素（或者说“合同的要素”）；而不同的法律行为的要素，则决定了各种不同种类之债的区别。合同法分则的衍生变化，应从“法律行为要素组合的可能性”角度看，不同的法律行为要素中债务给付义务的排列组合，经历历史的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合同法分则。
说过了，债务给付义务，在罗马法就分为“给”、“为”和“履行”，这种分类对现代有很大的启示。所谓“给”，就是资源的完全让渡，如买卖合同，其标的就是双方都给，你给钱，我给东西。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完全让渡，所有权不能完全转让，比如，在法律中，人所包含的全部劳动力是无需转让或不能转让的，只能部分的让渡其劳动，那么，就有“为”这个概念。而部分的让渡，就是“资源的共享”。如果你观察任何国家的合同法分则（或叫“债法分则”），都有这样的一个隐含的分类：要么是资源的完全让渡，要么是资源的部分让渡，要么是综合了前两者。什么意思？合同法分则中隐含着，根据资源让渡的不同类型，根据资源是完全享有还是不同享有，建立了适应不同商业模式的工具。
中国的商学院现在喜欢讲商业模式，其实，真正的商业模式最早是法学院集中研究的。在罗马法中，有消费借贷、租赁，甚至还有原始的信托模型。但是，从法学的观点看，商业模式是如何产生并如何变迁的，有自己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资源分享的角度。
买东西，买卖，是最原始的商业，我们都不好意思称其有商业模式，买冰淇淋还有商业模式吗？其实也有，但可能要从商业策略等角度看。我们这里看资源分享。你买了冰激凌，冰激凌的所有权就卖断了，你吃了就是你吃了。但是，如果你让罗丹给你雕塑一个思考者的像，你是让罗丹“为”（fare,hacer）一个行为，罗丹还是罗丹，你还是你，但你和罗丹有一个交集，那就是罗丹雕塑的行为及雕塑的成品。那这里就有一个资源共享的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你租用了罗丹的行为，你付给罗丹的钱，是租赁罗丹行为及雕像价值的总和。那么，在资源共享的条件下，合同就由买卖合同中买卖两讫、一拍两散的单线合同，变为一个立体的、有结构的合同。而所谓合同的结构，正是由于资源共享后，双方在界定合同目标、界定投入资源、界定产出资源、界定风险等所衍生出来的结构。
最原始的资源共享模式可能是租赁。其实，一切资源共享的模式都含有租赁的元素。在物权法中，有地役权，那么，其实也是一种以物权的名义产生的租赁。有租赁，就有租金，而租金，就是资源共享模式下，分享资源一方的收入。
考察近代民法的变迁，尤其是民法分则，“租赁合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同。因为近代的租赁，包括“物的租赁”和“人的租赁”。而人的租赁又由于履约责任与风险负担的不同，进一步区分为“雇佣”和“承揽”。但是，合同的裂变还没完。承揽合同进一步裂变，在中国这边，《合同法》中产生了《建设工程合同》。在欧洲，比如德国，承揽合同在民法典没有变，但是，针对工程合同，又有了专门的立法。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合同分则变迁，是根据“资源分享”模式的变化而逐渐发展的，但是由于商业不断的专门化，“资源分享”模式不断细化，同时，因为增加了“风险承担”等考虑，合同法分则的“合同模式”不断专门化。
就我们本系列专题所谈的PPP而言，就见证了“资源分享”模式的新发展。国家想跟私营企业合作，采购工程，你总要拿出一点什么来，运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过去，国家有钱，直接签工程合同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你还有什么资源？公有财产。但是，公有财产是不能完全转让给私人的，怎么办？只有租赁一途。你叫它地役权也好，叫它operate也好，核心是租。但是，公共工程建成之后，也不会有人对公共工程的所有权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租金。那么，公共工程还是要设定关卡，以利租赁，收取租金。这第二步，还是租。那有人问，国家拿到了什么？老百姓得到了公共工程的好处，给你交税就不错了。还想要什么？
其实，PPP合同是怎么变迁出来并成型的，今天谈了一个理论问题。其核心是，随着时空变化，资源分享模式产生变迁，推动了合同要素的不断改变，合同要素的改变如果在某个时点，成为一个产业的共有现象，那么，合同的典型化或有名化就正当其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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