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是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提供公共设施或服务的方式，近年来已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巨大财政压力。据财政部的静态测算，未来几十年内我国至少需要60万亿元以上的公共工程投入。2013年以来，财政部在国务院政策指导下开始大力推广PPP模式，以缓解地方财政资金不足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长的矛盾。外商投资是PPP模式中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结合为外资PPP项目的运用，不仅可实现融资的需求，而且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服务模式。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任务。外商投资PPP模式运行中的法律规制主要是一个国内法问题，基本由中国外资立法加以确定，但也涉及国际法问题，尤其是外商投资PPP项目投资争议的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实质法律问题及相应对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五方面：
1、PPP项目的外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处理
从实践看，PPP项目已覆盖基础设施与交通建设，如铁路、机场、港口、地铁、水厂、电厂等具有自然垄断性与公益性的领域，成为公用事业发展的重要活力。PPP项目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在参与PPP项目中，外资作为商业主体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为此，在公私合作关系中，政府部门需要在价格制定、固定收益回报等问题与外资方事先沟通与确定，并且在项目监管层面发挥主导作用，妥善处理外资PPP项目的运营中投资者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尤其是两者冲突时的处理原则，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与适用条件，并明确政府部门在PPP项目中的地位问题。
2、外资PPP项目融资的解决途径
目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大量需求资金投入，近年地方政府的过多举债已面临债务危机，而目前PPP项目融资市场也不能适应国内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建设的发展，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外资PPP项目投资补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项目融资问题原则上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需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项目融资工具及资本市场法律机制，鼓励通过外商私募股权投融资作为补充解决措施。
3、外资PPP项目的安全审查问题
PPP项目的投资领域是公用事业，外资的加入应当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现行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仅规定：“特许经营者选择应当符合内外资准入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属于安全审查的范围，但对何谓“重要”并未作出进一步规定。关于该通知是否适用于外资PPP项目，以及“重要基础设施”涉及哪些部门，均有待作进一步明确。
对此，美国有关外资安全审查的规定值得借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问题时，FINSA发布的解释指出，凡涉及主要能源生产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高端的信息技术都会受到国家安全审查。
4、外资PPP项目风险及其分担问题
PPP模式的运作风险主要体现在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因而需要研究确定项目风险的类型与因素。从PPP项目的实践看，主要分为非经营性风险与经营性风险两大类。前者如政策变动风险、政府违约风险、汇率变动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后者主要包括项目建设风险（如资金不到位、工期延误）、项目营运风险（如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公共利益风险（工程质量不达标、服务质量风险）。
在PPP项目风险类别中政府部门应承担其更为可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而经营性商业风险则除非因政府违约导致，否则应由项目主体（项目公司）承担。PPP项目具有社会公共属性，市场需求变化等经营性商业风险是否完全应由项目经营主体承担？对于公共利益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和私人利益角度下的外国投资者，建议应当适当考虑按照利益平衡原则加以处理。
5、外资PPP项目的投资争议解决问题
外资PPP项目争议主要指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特许经营合同是政府部门与项目投资方(即项目公司)之间签订的法律文件，为PPP 项目中最核心的法律关系。特许经营合同既有平等交易部分，也有监管与被监管的因素，一旦发生这类特殊性质的合同争议，政府主管部门有可能面临行政诉讼，如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成为国际投资仲裁的被申请方。这取决于特许合同争议的诉因：如争议为违约之诉，就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如争议为违法之诉，则可能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在符合双边投资协定（BIT）规定的解决投资争议途径情况下，甚至可能进入国际仲裁程序，因此地方政府应尽量避免措施不当而陷于这种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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