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冯唐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冯唐依旧坚持着自己之前的判断：中国医疗体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医疗至今还是一个种树的行业，不是种草的行业。如果过分强调挣快钱，很容易走向歧途。因为医疗的复杂性、长周期性，在医疗改革中只允许做增量（建新医院）、不允许做存量（现有医院改制），医疗改革必然非常艰难。”冯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6年，冯唐坚持自己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判断：“有质量、有服务”的医疗在中国依旧稀缺。他说，尽管几家北上广深的三甲医院股份制改制能够推进中国医改进程10年以上，但各地政府对于存量医疗资产的改革越来越保守。
冯唐认为，在社会资本的辅助下，被“解放”的有创业精神和管理天赋的医生，会是之后10年中国医疗改革的核心动力之一。另外，尽管保险和医疗是天生伙伴、由保险驱动的医院管控模式（凯撒模式）会是中国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管理经验严重不足和行业基因差异巨大，中国诸多保险集团在医疗服务行业的尝试还没有明显成效。房地产公司、制药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其他行业企业进入医疗的努力也面临诸多困难。
冯唐说，移动医疗不能从根本上提供全面临床解决方案，不过医疗阿尔法狗有可能在之后三五年投入实用，缓解低年资医生培训不足的问题。唐氏综合征筛查之后的杀手级应用还在探索中，基因诊断领域会在之后三五年逐渐摆脱科学算命，形成明确的商业模式。2017年，他对于中国医疗的看法越来越清晰，即中国现有公立医院为主力的医疗体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但无论是政府还是从业人员，还是投资方，或者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患者，都希望社会资本对上述有根本性问题的中国医疗体制做有益的补充和调整。
首试玉溪儿童医院PPP项目
“对于中国医疗来说，局部的补充是不得不去做的，也是允许去做的。当年昆明市儿童医院的股份制改革，企业下挂着的非营利性医院，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冯唐说。在做云南省玉溪儿童医院PPP项目之前，冯唐先参与了昆明市儿童医院的股份制改革。
2009年新医改启动不久，昆明成为首批16个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昆明市政府决定，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和昆明市口腔医院三家公立医院进行改制，并要求在2010年基本完成。
2012年10月份，华润医疗以67%的股份拿下昆明市儿童医院的管理权。当年，昆明市儿童医院收入2亿多元，在市医院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2016年，该院收入约8亿元，病人患者满意度排名正数第一。冯唐介绍，儿童医院是很难做到正数第一，儿童家长是很难满意的。此外，员工薪酬也明显高于其他医院，人员稳定。
2016年，昆明市儿童医院成为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第一个通过JCI（编者注：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类似世界认可的医疗界评星标准委员会）认证的公立医院。
2017年8月18日，云南省玉溪市卫计委与中信资本正式签署了玉溪市儿童医院PPP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签署后，玉溪市儿童医院公立医院属性未变，但中信资本基于对玉溪儿童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权，成为玉溪市儿童医院新老院区实际中的运营管理者，30年后再移交政府。冯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的医疗市场会成为一个10万亿级别的市场，市场看不见的手尽管不完美，但还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他认为，中国医疗由政府全公益地“管起来”，并不现实。
冯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PPP模式是一种很好的尝试。首先，医院的公立属性不会改变，PPP模式要求的就是20～30年后医院交回给政府，不存在性质的改变。至于人们对于社会资本进入后价格变贵的担忧，冯唐称这是一种误区，“非营利性医院是接受政府和物价局定价的，价格都是统一价格。社会资本能够盈利，是得益于体制机制管理上的优势。就好像装修，你自己去买材料和装修队去买材料的价格肯定不一样。”
冯唐进一步解释：“三甲医院是没有定价权的，都是按社保定价走，这里挣的钱是从服务和体制机制中挣的。如果老百姓不满意，社会资本也挣不到钱，从根本上说是从经营管理里挣钱。”他认为，社会资本做医院的PPP，需要政府舍得拿出存量项目，即已有的三甲医院来做，单纯给一块地建设新医院，又会重新回到医生哪里来、编制哪里来、保险怎么办等问题中。盲目承诺的社会资本让很多地方的新建医疗项目变成了房地产赚钱，和纯正的医疗投资没关系。
PPP模式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引资，政府解决资金问题。二是提升效率，如果一座城市有20家公立医院，社会资本用PPP模式拿到其中2家医院的管理权，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2家医院的效率远高于其他同级医院，从而产生同级压力。作为政府，不仅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提供的资金，也可以看到因为社会资本进入产生的新的机制体制产生的高效。“引入民营资本进入医疗体制改革，是搞活这潭水，不是搞浑这潭水。要让大家效率提高，让老百姓、医护人员、政府都满意。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新newPPP平台所有，NewPPP小编欢迎分享本文，您的收藏是对我们的信任，newppp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