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政府方对政府付费类PPP模式抱有“抵触”情绪，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偏好形成反差，根源在于业界对该类PPP模式推广应用的理解认知还比较片面。当前，普遍把PPP模式应用可能对政府债务产生的风险，片面地归因于政府付费型PPP项目的大力实施，或者认定政府付费型PPP项目的推进实施会构成政府债务风险，甚至把政府付费类PPP模式应用和政府债务风险之间划上等号。进而，地方政府不惜通过限制这类PPP模式的应用降低来年财政负担，并开始对政府付费型PPP项目开启“预警灯”，相关政策举措也呼之欲出，期许“刮骨疗伤”。根据统计数据，PPP模式应用广度与政府付费类项目数紧密相关，且为正相关，如今，规范有序推动PPP模式应用已成为新时代PPP改革新基调，政府付费类PPP项目个数及规模增速放缓应是必然结果。
然而，随着PPP模式推广应用改革深入推进，政府付费类PPP模式仍将占据一定比例的份额，由政府付费PPP项目数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现象。
笔者进行这一展望主要基于三点：
其一，近年来，政府付费类PPP模式能够在其推广应用过程展现出较为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除了其具备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保障PPP项目顺利落地的固有特质外，在严密合理的实施流程及10%的财政“红线”综合规制下，政府付费型PPP项目的实施并不会推高债务风险。并且，由于政府付费型PPP项目形成的财政支付责任相对透明而确定，从公共预算管理的视角而言，其更易于压减PPP项目隐性债务。
其二，我国入库PPP项目政府付费类别的高占比情况，本是PPP改革实践过程逐步形成的，在现有针对各种付费类别项目相对平衡的PPP政策当量下，也是自发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地方层面既不可为了调整而调整，也难以通过一纸文件轻易调整。如果真要切实压减政府付费型PPP项目，政府层面除需要采取全方位政策举措，为PPP项目结构调整提供诱致性制度变迁环境外，真正调转社会资本的参与偏好，任重而道远。
其三，从后果而言，非理性地控制政府付费型PPP项目，有碍于我国尚处于试行阶段的PPP模式全面推开，不利于公共服务的充分有效供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途径违法违规融资的问题难以根治，传统BT模式面临着卷土重来的可能，拉长版BT模式或将愈演愈烈，后果将是PPP模式推广应用趋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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