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财政部76号文发布以来，PPP模式在中国已大规模推行将近三年，PPP项目投资总额已达两万亿以上。PPP模式自推行以来，在为地方建设解决资金、化解地方债务、引导社会投资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暴露出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反应比较冷淡、政府对PPP模式认识不深、法律适用性、落地较难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
1、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增强社会资本信心
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对PPP模式持观望态度，一是在以往的PPP模式中，政府屡次发生违约现象，导致社会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二是社会资本对PPP模式不了解，导致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政府的信用建设，以平等身份对待社会资本方，增强其履约意识；其次加强对PPP模式的宣传，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均意识到，PPP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模式，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
2、厘清政府职能，构建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首先纠正政府部门乃至社会对PPP的认知，PPP模式本质上是推动一场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变革，而不是一种新的融资手段。
二是PPP模式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重建政府信用，以平等的身份对待社会资本，同时加快PPP相关法规
3、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都在积极推动PPP工作，各自先后下发了一系列PPP文件，对规范PPP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两部委目前在职责分工上不清晰，出台的不少文件中，存在一些政策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情况，导致地方执行时无所适从。
目前，我国PPP顶层设计的架构已基本形成。在继续推出带有“应急”特点的指南、意见、合同模版和工作规则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经验，着力研究推进国家层面的PPP立法。
4、提升基层政府财政可承受能力，出台行业操作指南
一是从财力保障角度有效提升市县级财政可承受能力。建议在转移支付环节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统一化的进程，使各级财政除保障民生支出外，还能有支持PPP项目的必要财力。鼓励省级政府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向偏远地区和基层倾斜，提升财力薄弱地区县级政府开展PPP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
二是允许支出责任上限标准弹性设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设置了每一年度PPP项目支出责任10%红线，这一红线对控制财政风险有明显作用，但是对于建设一些有规模、高标准的公共投资项目有时也显得不足。建议对财力状况相对较好或确有需求的县（市），允许其支出责任额度适度上调。比如，允许额度跨年度调剂使用，或者参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的10%上调上限标准，弹性控制县级支出责任上限标准。
三是尽快出台PPP分行业或分领域操作指南。随着PPP工作的开展，一些基层政府或主管PPP融资的部门提出：虽然中央出台了PPP操作指南，但具体到项目实施，还是不清楚如何针对具体项目开展评标、如何设计特许权协议等项关键工作。建议根据PPP项目对应的细分领域，如污水处理、水利设施、安居住房、养老等领域，尽快出台分行业或分领域的项目实施操作细则，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市县推进PPP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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