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的发展有其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随着时代政治经济变化发展而出现的，所以想要透彻的了解PPP的起源和发展方向，必然还需要对时代背景，包括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代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当代政治对于PPP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governance）是当代政治学、行政学领域中使用频繁，并比“政府”一词使用得更为广泛的术语，尽管它没有固定和公认的定义，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以及我国政府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着眼于现代化，并以现代化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代主要的治理渠道有市场、阶层和网络，该术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界分的模糊化，也正好说明PPP出现的必然性与合乎时代性，即社会与政府共同合作，从而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而PPP模式中蕴含的信托精神则更加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光辉。
我国在现代化治理中具有三种宝贵的资源，第一种是我国特有的马列主义传统，即政党能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从“直不起腰杆”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独立，走向富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地探索与研究，我国走出了一条世界上独有的快速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更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结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探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第二种资源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体现为一种社会向心力。中国本土文化蕴含于儒家、法家、道家等等先秦文化中，然而其中对于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儒家文化，其思想体系中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都体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日常行为之中。并且这种文化影响力在当今时代似乎毫无衰退的趋势，反而在近些年来愈加有活力，并且为政府所倡导。
第三种资源是西方治理理论，西方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中有许多新颖的、创新的理念是中国所缺少的，如执政者的受托义务、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社会的各个阶层共同参与社会的治理，体现在社区、小镇的自治等等。中国政府与学界也在不断地对西方成熟的、先进的治理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并结合自身的具体国情，通过研究，试点等方式将先进的国外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将该理论应用与实践的例子也越来越多。而PPP模式正好将有力的执政党、富有向心力的社会、先进的治理理论和各阶层的普遍参与等凝结在了一起。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方面体现在体系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由政府和社会两个主体构成，也即之前阐述中提到的，“治理”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界分的模糊化，也就是说社会开始作为主体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当代新公共管理形式、PPP、政策网络以及超国家和次级国家组织等变化发展的结果，由此激发出了理论家们的很多观点：有些人认为治理代表着放弃指挥和控制机制，转向依靠咨询协商，国内一些城市社区、村镇正在试点的协商民主正是该观点的例证；还有的人认为治理意味着偏爱“更少的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认为当代的治理体系包含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
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政府管理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两方面，关于这一点，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作用强势一些并占主导还是让后者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在当代国家治理问题中重要的问题，近代以来的经济领域出现的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观点本质上都是针对该问题的探讨。中央政府推行PPP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为了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水平，将政府官员从围观的具体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好的履行其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的职责。
在PPP模式中，政府和社会两股力量充分的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项目向前发展。在社会参与力量中，信托是一种有特色的元素。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履行受托义务对信托事务进行管理。在PPP项目中，信托关系可能在多个层面嵌入进来。信托公司有可能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作为社会资本方存在，充分发挥自己主动管理的能力对PPP项目进行管理和风险控制。信托公司还有可能接受政府的委托，在PPP项目中，对社会资本方的表现进行监督和控制，对于整个项目的运行进行管理和品牌的输出。
由于信托自身具有的财产独立性、闭锁性和受托义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企合作、经济民主内在契合，信托在PPP领域的应用可以体现出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政企信三方有机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以信托为枢纽，一方面实现政府政治资源和企业商业资源的输入，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产品、服务、标准、商业模式和品牌的有序输出，从而增进项目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尤其是当此类项目为重大的PPP项目时，信托介入对于构建当地优良的经济生态、金融生态和政治生态都会起到促进作用，进而从某个微观层面上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例证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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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15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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