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缩写，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哪些板块受到政策扶持？】
“稳增长”政策有望继续发力，PPP基建仍是最主要方向，建筑、铁路基建公司可受惠。
此外，国家总理李克强早前在考察赣州福寿沟地下排水系统时指出：“今天我们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也要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市良心工程。”总理今年来多次提到发展地下综合管廊。早于5月考察武汉中央商务区地下综合管廊时已强调，发展地下管廊是城市质量提升重要举措，要积极探索PPP模式，通过完善回报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地下管廊建设。
而另一环保领域中，防治水污染刻不容缓，水务是PPP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相对活跃的一个领域。随着“水十条”、海绵城市和黑臭水体治理等政策推出，预料水务领域将迎来蓬勃发展。
【为何PPP近期这么火？】
本月27日，“新型城镇化与PPP发展新机遇——第七届元亨祥智慧城市投资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举办。
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冯海发，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行政官严昊，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以及央视知名财经评论员、《理财周刊》资深专栏作家李光一等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型城镇化与PPP发展机遇。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在探讨中国式PPP的问题与方向上指出，PPP地区差异较大，其中地区财力和信用是主要影响因素。已签约的PPP项目主要集中在基建、环保类等类别，这主要得益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完美匹配。同时，管清友也指出了PPP项目目前存在的风险，诸如在政策、立法等方面尚有模糊之处、有些地方政府的契约意识淡薄等等问题。
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行政官严昊也表示，PPP作为新型城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式，近来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通过PPP模式，公私双方对于项目的科研、立项、管理运营等各阶段的合作都进一步加深、合作时间更长、信息也更对称。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PPP签约率比较低，入库项目进入资金阶段的投资额仅在10%左右。严昊认为，这正是具有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投入新型城镇化的机遇。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也是民营企业投入扶贫工作、新农村建设等项目的机遇。
央视知名财经评论员、《理财周刊》资深专栏作家李光一认为，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进入“4低”时代：低通胀、低利率、低回报、低增长。但对风险偏好偏低的投资人来讲，可以考虑将有政府信用、有保障收益的PPP视为是资产配置的一种手段。
上海元亨祥基金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程芳表示，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供给侧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PPP模式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新型城镇化最主要的融资模式。PPP同时也是更是从新型城镇化角度支持供给侧改革推进的重要手段，得到了中央的充分鼓励和各地的积极响应。为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也在不断地为PPP相关立法和规范化管理做出努力，也让合格投资者能够分享转型城镇化的改革红利。
【PPP模式仍有哪些不足？】
上周，财政部公布两批PPP项目试点数据。截至2016年6月30日，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232个，其中执行阶段项目105个，落地率达48.4%。105个落地示范项目中，有54个单家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民企投资额占比只有12%。
105个落地示范项目中，82个已录入签约社会资本信息，包括54个单家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和28个联合体(多家社会资本联合参与)项目，签约社会资本共119家，其中民企43家、混合所有制8家、外企3家、国企(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含海外上市国企)65家，民企占比36%。54个单家参与项目中，民企投资额占比只有12%。
为什么民企参与度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在姜建清看来，中国当下并不缺少资金和资本，但鉴于PPP立法及配套政策尚未到位、基建项目回报率低、担忧合约可靠性等因素，许多民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持币待投现象。
原因一：配套政策不完善
PPP是一个长期合同，政企合作期限往往超过10年。截至目前，目前还没有一个PPP项目能够完整地走完整个生命周期，因此运营期间必然会有潜在的、不可预期的风险。
财政部副部长、PPP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耀斌则公开强调称，“PPP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需要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等改革配套推进。”据其透露，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一些财政税收政策。
其实，这不仅仅是某一个部位的事情。王守清认为，这对国家相关法制、地方政府信用、公开透明的监管、金融体系的成熟、公众参与机制都有较高的要求。
无疑，PPP立法是打消各方疑虑、保障各方权益的关键举措。目前，国际上已有较为成熟的PPP立法经验，国内推广PPP的实践，也为立法提供了现实素材。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表态称，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要求，要加快推进PPP领域立法进程，以更好的法治环境，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为此，我们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立法工作，给社会资本参与PPP“吃一颗定心丸”。
原因二：PPP项目不规范
地方PPP项目需求不断加大，6月末全部入库项目9285个，总投资额10.6万亿元，其中执行阶段项目619个，总投资额已达1万亿元。按落地率口径计算，1、3、6月末落地率分别为20%、21.7%、23.8%。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明确要求，推广运用PPP，绝不能再走“先发展再治理、先发展再规范”的老路。
那么，目前地方PPP项目存在哪些问题呢？
孙晓霞在“2016第二届中国PPP融资论坛”上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为尽快上项目，通过“假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进行基础设施融资，或者通过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方式，借PPP之名，行变相融资之实。这种现象既会影响PPP规范推广，也可能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王守清认为，实践中，不少决策官员选用PPP模式存在动机问题，只考虑填补资金缺口，而不考虑是否物有所值。咨询机构中也存在不专业或不尽职的问题，不愿搜集、积累数据以客观、中立地提供专业咨询意见，顺应官员意图走程序过场，如此，PPP的结果会比传统政府投资模式差。作为PPP领域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咨询和律师，应推广和落实“物有所值评价”理念，在数据积累和工具开发上勤勉实干，体现专业性和独立性，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适当的PPP模式和做法。
原因三：国企有天然优势
一位民企项目负责人坦言，因为怕承担风险，有些地方政府推行环保PPP项目，更愿意与国企合作，民企在PPP生态项目系统里面比较弱势，“有的时候，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只能更多地和国企合作，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来争取项目。也有一些大的环保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成立合资公司，已经不是完全的民营企业”。
“同样的项目参与到融资里，国企的基准利率还能在我们基础上享受15%、甚至是20%的优惠，所以民企的融资成本贵。”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剑公开表示，在PPP模式下，民营企业融资和国有企业融资还是存在差异。
其实，信用风险是双方的，民企担心地方政府政策延续性有风险，政府也担心民营企业有违约风险。金永祥向记者坦言，民企和政府之间的互不信任现象是存在的，有些政府为了避免麻烦，是直接拒绝民企的参与。
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偏爱”，王守清提醒，从项目属性的角度看，PPP模式复杂性大、交易成本高，并不必然带来效率的提升，“中国目前大多数PPP项目的投资者是央企和地方国企，虽然有助于促进政府债务透明化，但过程和结构复杂化、成本增加、矛盾后移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原因四：民企风格与PPP不搭
北京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告诉记者，目前PPP主要涉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民企更追求高风险高回报，主要采取“游击队式”投资方式，“大投资、长周期、低回报、公益性强的PPP特点，与大部分民营企业的投资兴趣和运营策略不符，投资PPP类项目并不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
另外，金永祥告诉记者，民企参与PPP还要有经营范围的考量，比如卖设备、材料、做工程等，这是民企的一个传统特征，让这类单一型业务企业参与全过程的PPP项目，包括投资、建设、经营管理，事实上很多民企并不具备这种管理全产业链的能力。
【财政部再发声 PPP项目仍有后招】
从财政部获悉，日前，财政部PPP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部长史耀斌同志带队赴湖南省开展PPP工作调研督导，听取湖南省PPP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对长沙市地下综合管廊、磁浮快线、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岳阳市城陵矶新港区等PPP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史耀斌详细了解了湖南省PPP项目建设情况，民间资本参与以及社会资本选择等情况，对湖南省在规范推进项目实施方面的有关做法给予肯定。他指出，湖南推进PPP工作有力度、有声势、有成效，搭建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构建基本完善的制度体系，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和能力建设，大力推动项目实施落地，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史耀斌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PPP工作高度重视，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财政部要发挥好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进PPP工作的牵头作用。PPP既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也是当前形势下拉动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
下一步，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完善务实、可操作的工作机制；要加紧对接全国PPP融资支持基金和社会资本，借力发力解决PPP项目融资问题；要创造条件完善政策服务，加快PPP项目落地，以PPP工作实效促进投资、完善改革、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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