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绿色发展、讲城市化、讲分享经济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关键问题，讲PPP也要提炼出自己的特色问题。从宏观管理与绩效测量的角度，强调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研究超越微观的项目管理，可以提出如下关键问题，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要考虑效果与公平所谓3E：
（1）政府收入大小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要讨论的治理问题）。这决定了政府与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比例问题，这是可持续发展研究PPP的一个新意点。大政府如北欧税收重收入多，政府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也多；小政府如美国税收小收入小，市场提供的物品与服务就多。中国现在处在大小政府的中间，全口径收入已经在40%左右，往何处走决定了市场化和PPP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占取多大比例，要确定公共物品提供中政府提供、市场提供、PPP混合提供三者的比例。本人看法是，当前中国发展从经济导向向可持续发展导向转型，公共物品和服务需求增加，同时项目类型从经济性转向社会性，但是不可能进一步提高税收等政府收入，因此市场化与PPP的比重增大是自然的。
（2）政府投入大小的问题（财政支撑力与融资问题）。政府投入的使用水平与PPP的内部结构与融资能力直接有关，可以分出投资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政府投资最大化，即政府支出全部用来购买公共服务，于是公共服务的规模是小的，主体形式是单一的政府支付。另一种政府价值最大化，即用政府支付作为种子，引来倍增和放大的社会资本，结果包含了政府支付、可行性补贴、消费者支付三者。上海九十年代政府支付五分之一引来五分之四的社会资本，是这方面的实力。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在财政支撑红线设定为10%是否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换句话说PPP项目政府支出的比重只10%是否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没有区别？对于中国这样的需要加强市场化的转型国家是否可以大些？
（3）政府投入的产出问题(物有所值与效率问题)。这是最PPP的效率问题或者生产率问题，即公共服务是由政府提供还是有市场提供哪个效率更好。在单纯融资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物有所值评估的。提出PPP的初心是要提高政府生产率，是用同样的钱应该有更好的产出，因此需要进行物有所值评估，这样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钱去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新建项目与存量项目。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社会资本要控制国有企业没有太强的理由，因为在中国在大资本的项目中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效率。理论上并没有理由强调民间企业更有效率，当然在中国的情况下，也许十亿以上的项目适合国有企业做，十亿以下的项目适合大多数民间企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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