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是一个需要在范围问题上分门别类然后一揽子整合的问题。国际上基于可持续发展讨论的PPP是广义的，意味着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需要更多的公私之间的合作，如WEF强调的那样（他们用PPC的概念）；国内或者基于项目管理讨论的PPP是狭义的，主要是指以合同为依据的公私之间的项目合作。把PPP限于后者不利于强调公私合作是化解政府与市场冲突的第三种治理方式，把PPP泛化地理解为一般性的公私合作不利于有针对性的操作。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按照公私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分为三种类型三个依次扩张的圆圈，从紧密关系到宽松关系有混合制的PPP、合同制的PPP、合作型的PPP（或者叫PPC）：
（1）主流的合同制的PPP（王守清型）。这是项目管理发挥作用的PPP领域，公部门与私部门（或者中国广义的社会资本部门）以项目为基础以合同为依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项目完了伙伴关系也就完了（学术研究上清华的王守清教授是主要研究者）。上海的老港垃圾4期、浦东自来水厂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在中国更狭隘地界定为进入财政部和发改委库的才是真正的PPP，这样的话大大缩小了PPP的范围，例如政府支付的项目不超过当年财政支出的10%，消费者支付的项目如果不入库也不能得到支持，这样的供给与中国发展的需求是脱节的，也不利于更广泛地推进公私之间的合作治理。
（2）大量的合作化的PPP或PPC（诸大建型）。社会上的治理变革的草根创新出现了许多非合同制的PPP，这样的治理变革常常落在狭义的合同制PPP研究的视域之外。我们的团队研究PPP强调要包容这方面的事例。共享单车就是这样的事例，用政府方式提供的公共自行车较好不叫座，没有真正解决出行一公里问题，又没有经济效率；用市场提供的共享单车没有政府提供共享空间（骑车和停车）和监管，在解决一公里问题的同时产生了社会矛盾与环境问题；所以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就是采取非合同制的公私合作的方式（诸大建2016-2018，米支付自然杂志2019）。事实上，社会上存在着许多这样的草根创新，如上海五角场由开发商、社区合作的社区花园。
（3）少数的混合所有制的PPP（贾康型）。一些城投公司从纯粹的国有企业转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他们担任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可以看作是合同制的PPP的进一步的进化（贾康研究PPP谈过不少这样的看法）。我们曾经指出在城投公司基础上发展股份合作制的PPP是一种可行的治理选择，长三角许多城市包括上海在内的城投公司有这样的实际可能和潜在趋势。事实上如果合同制的PPP在项目前、项目中、项目后转化成为股份制的合作企业是应该给以肯定与鼓励，需要纳入PPP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固化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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