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看深圳、台湾两地案例经验及教训

为缓解财政困难，推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台湾地区参考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及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合同条件，于上世纪90年代就着手制定系列法律法规，大力推进BOT项目建设，2000年颁布台湾地区《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以该法为主要法典，再由主管机关以法规命令方式，颁定43个相关的子法及 15个行政规则，规范引导民间资金参与公路、桥梁、铁路、隧道、机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化炉等项目的建设与运营，着力更新经营理念，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拓展公共建设投资途径，减轻财政负担。

已有的台湾高铁、 高雄捷运、台湾大学学生宿舍、成功大学学生宿舍、双和医院、台北港货柜储运中心、台南市立安南医院等公共建设均采用BOT模式兴建完成，其中“民间机构参与兴建暨营运台湾南北高速铁路案”（下称台湾高铁）， 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BOT项目。但是近年来以BOT实施的台湾高铁、高雄捷运、台北市的大巨蛋、双子星、美 河市、松烟及三创园区等项目相继出现投资合同争议。

如台北大巨蛋于2003年12月26日公告办理招商，2006年10月签约，特许期50年。原预计于2015年底就能完工启用，但该项目在是否按图施工、项目工期拖延，是否存在逃生避难、消防安全，公共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不到位等方面存在争议，于2015年5月暂停施工，并陷入旷日持久 的纠纷，完工日期遥遥无期。BOT模式在台湾地区的运用可谓毁誉参半，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1）项目体系设计不科学

BOT项目实质是一种投融资项目，实施期限较长， 其实施应以双赢乃至多赢为目标，在一个相对公平的 博弈过程中，合理规定利益边界，追求相关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实现合理利益的平衡。如台湾高铁项目营业收入加上站区开发收益根本就无法实现预估的投资回报率，项目目标定位不准确，导致项目最终的失败。为此实施BOT项目前应进行可行性评估及先期规划， 并邀请专家学者、地方居民及民间团体全面客观分析，分析资金回收状况、审慎评估项目投资可行性，制定计划书。

（2）投标方案的不合理

在PPP项目的招投标和谈判过程中，因投标团队经验和能力不足等原因，投资人为了尽量提高得分而进行非理性投标，如不能客观地分析项目预期收益，无论招标条款合理与否，都采取无偏差的投标策略；不仔细考虑项目实施后的风险，对己方无法承受或承受成本极高的责任大包大揽，导致项目补偿机制失效。

（3）履约意识不强，协调机制不健全

遵循合同条款、公私协作机制是项目成功运行的基础和关键。分析台湾地区BOT项目争议可以发现，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行贿收贿、审查不公、厂商违约、价格争 议、收益分配矛盾时有发生。一方面发包方未能全面实施相应的配套项目、配套政策，投资人利用发包人违反事先预设底线，逐渐加码投资，缺乏协调机制，使得项目深陷纠纷，久拖不决。另一方面对于商业失信的投资人没有完善的“清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