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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带一路”五通的PPP风险应对
崔志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作为“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走向海外的重大战略。“一带一路”为区域经济合作搭建新平台，其沿线涵盖了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区，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其中，设施联通是基础，民心相通是核心。
一、为何“一带一路”五通与PPP契合？
“一带一路”五通中，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先领域，推动沿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共同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国际骨干通道建设。设施联通不仅包括修桥建路，还有油气管道、输电网、跨境光缆建设等。民心联通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领域，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民心相通包括教育、旅游、医疗、科技、文化等多层面的合作。有调研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其他65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每年的投资需求达到8000亿美元，而国际金融机构，如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每年只能筹到240亿美元，通过亚投行每年可融到4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很大。因而，借助PPP模式，利用民间资本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关键的。
为何可以采用PPP模式？从“一带一路”的“五通”来看，设施联通和民心相通包含了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项目内容，这些项目都属于公共产品服务领域，符合PPP的投资领域范畴。从PPP来看，该模式是为了开展基础建设或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建立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因而采用PPP模式进行“一带一路”投融资非常必要和可行。
PPP项目的成功设施，离不开其他三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政策沟通即“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是其他四通的基础和保障。政治领域风险是PPP区域化的主要风险，要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保证企业走出去，顺利开展PPP项目，必须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达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通过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PPP合作模式集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等环节为一体，是全产业链的项目运作模式，体现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贸易畅通有助于区域PPP合作。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共同推进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中的资金引导作用。为配合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将建立了“一带一路”五大“资金池”，主要包括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注册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进出口进银行、初始资本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即将成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综上看出，实现“一带一路”的五通与PPP模式非常契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一带一路”上顺利实施PPP模式。
二、“一带一路”PPP实施的风险应对
相对于国内的PPP项目而言，由于一带一路建设跨国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PPP项目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在“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上，经济尚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其政府资金缺乏、技术力量不足、管理效率低下、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采用PPP模式的重点投资领域。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途投资环境的风险分析，从而寻找出相应风险的应对策略：
1.政治风险。
区域化投资中，由于各国的政治环境不同，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政治派系冲突导致的政治动荡、审批环节不通过、国有化政策、执法随意化、第三国干预等情况发生。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在2005至2014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有25%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环保、土地、税收、社保等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等，以及缺乏对相关政策的理解是PPP项目落实的障碍。因而，“一带一路”PPP操作中需要研究和了解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分析政治环境极其变化，以便确定PPP操作的运作方式。
2.经营决策风险。
“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多存在对外资进入限制措施，比如限制和禁止外国企业和资金进入某些领域和产业，或者要求外国资本必须在当地建立合资企业、限制资本比重等，特别是能源和资源项目，如有的中亚国家，要求最低注册资本15万美元以上、外资持股比例30%以下；整个中亚地区，通讯、银行、大众传媒、建筑等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等都被严格限制。持股比例低下情况下，企业在项目公司的决策权受到制约。因而，对于“一带一路”PPP项目操作，在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合作协议和公司章程约定相关的决策权，以降低决策风险。
3.汇率、利率风险。
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相当多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外汇管制，特别在经济危机之后，限制外汇出境；另一方面，对于外汇储备很少甚至没有储备的国家，如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支付结算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因而，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公司的资金回收风险。此外，有些国家和地区尽管较少外汇管制，但由于汇率波动会影响PPP项目的融资成本，因而，汇率风险对区域化PPP项目影响很大。除汇率外，同一货币的利率变化不要小觑，由于PPP项目的长期性，必须重视利率波动对融资成本的影响。这就要求在开展“一带一路”PPP项目时，需要在合同条款中明确支付币种和利率波动风险的承担或补偿机制。在汇率风险管控中，尽可能将融资币种和收益币种相匹配、将融资期限和收益期限相匹配，降低汇率风险。
4.项目融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PPP项目的投资额度大，回收期限长，前期投资的回报较低，因而，从现金流角度看，需要资金融通的支持。从项目的执行角度看，企业需要具备投融资优势，以保证PPP项目的建设完成，因而，企业需要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新搭建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密切协作和沟通，寻求资金支持、促进产融融合。除此之外，要采用多元化融资途径，利用产业投资基金、境外发债和资产证券化。
5.产业链风险。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PPP项目，需要具备产业链运作能力。当前多数具有海外业务的企业，还停留在总承包阶段，即使签订了PPP项目，也只是停留在建设部分。这与企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快速地拿项目、做工程有关，缺乏持续经营和维护市场的意识。在区域化的PPP项目中，参与项目的国家众多，如企业不具有相应行业的运营能力，只从事产业链条的一部分，会增加项目的产业链风险，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链的运营，可以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中国交建不仅帮助非洲建设机场，还帮他们建设、运营空港物流园区。因而，企业需要增强项目运营能力，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6.财政支付风险。
PPP项目的资金来源，除项目的自身收益外，通常还会涉及到政府补贴，政府补贴资金来自于财政收入，政府的支付能力取决于预算支出能力，也就是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国家，其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较弱，企业面临着政府支付风险，如印度、斯里兰卡、斯洛文尼亚、新加坡、日本等等，很多国家的资产负债率都超过了70%，日本甚至超过了200%；由于其资产负债率较高，在投资时必须考虑主权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要在合同中约定相应回报机制的资金来源，以确保资金的回收。
除上述主要的风险应对之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识别与应对，以确保PPP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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