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刘烨艺
1月至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其中，政府投资由去年底的9.5%增至20.6%，民间投资却由10.1%降至5.2%。这样的结果，也可以折射出在PPP项目落地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四川远舰建设集团董事长杨远见此前哭诉：“有的地方PPP项目就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有的甚至直接拒绝民企参与。在PPP项目申请方面，民企压根不是对手。”杨董的一些话，却也道出民间资本进入PPP的一大难题——至少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对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的重视，没有把民间资本放在与国有资本同等地位。
为什么？因为PPP项目投资额大且涉及公共服务领域，地方政府在筛选社会资本时优先考虑国企或民营上市公司，一些项目方案设计中通过排他性条款自动过滤民企。这样的做法，也使得有些地方参与建设的民营企业在某些方面无法享受公平的优惠政策，无法得到公平竞争的环境，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很多投资项目招标时设立限制，要求参与的企业必须有30年以上资质。这种限制就是“隐形门”，把民企挡在门外。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新一代立体车库董事长姚长杰说：“企业一不缺钱、二不缺技术，缺的就是各个职能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现在从立项、规划、土地、消防等都需要企业多头跑。有的地方不愿意拿出土地资源，也没有相关支持配套措施，民间资本怎么会有兴趣投资呢？”
专家认为，政府对一些民企不信任，担心民企违约，政府兜底，因此更倾向选择国企和民营上市公司。多年前，山东某地政府委托一家民企运营当地供热设施，后来由于煤价上涨这家企业撂摊子不干了，市政府不得不接下这个烂摊子。尤其涉及几十年公共服务领域设施，政府自然对民企相当谨慎。
同样，民企对政府能否在项目期间兑现承诺也充满担忧。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曾表示，一些社会资本也还在观望。PPP模式的合同期限比较长，往往跨越几届政府，民间资本对政府能不能按合同履约，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在当前反腐重压下，PPP项目涉及金额巨大，政府为了回避道德风险、舆论风险，也更倾向于与国有资本合作，如果与民间资本合作落个“官商勾结”的评价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PPP领域资深人士揭秘，“在筛选社会资本时，政府官员依规合法地选择民企没什么问题，但一些官员担心这样会不会把以前的事带出来，所以有些官员刻意回避了。如何使地方官员放下以前的担子或顾虑对推动民资进入PPP领域很重要。”
现在政府能够拿出的项目，大多都回报率不高、资金投入量巨大、回收周期很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微乎其微。
有一些民营企业反映，公共服务领域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如果没有合理的价格管理、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即使政策、资金到位，民企也会担心自身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不敢贸然进去。一边是大量资金没有出路，以至于不惜通过违反职业道德、违反市场规律、扰乱市场秩序地进行投资和投机，一边却是政府推出了大批项目，却找不到合作的对象，精明的商人智能观望。
从国外经验来看，PPP项目之所以得到重视，最根本的还是与私人资本、亦即民间资本的合作，把没有出路的民间资本作用发挥出来。在推出PPP项目时，也应当首先考虑民间资本，先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而不是国有资本。如果国有资本参与过多，就整个国家来说，等于还是政府投资，最终的风险都必须由政府来买单。相反，民间资本就不一样了，利润和风险是同在的，享受多高的利润，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而政府只要对民间资本在投资过程中的行为予以监管就好。
撬动民间资本，你可以学学辽宁和重庆
在辽宁，为了吸引社会资本支持初创期和早中期创新型企业发展，沈阳市政府出资设立了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5亿元。政府以参股形式为企业提供3000万—5000万元的基金支持，对单个创业投资企业的参股比例不超过其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30%，助力企业成长壮大。截至目前，已经设立引导基金17只，撬动民间资本170亿元。
在重庆，针对不同行业领域的项目特点、不同类别投资人的风险偏好，设计各试点领域项目盈利机制、政府资源补充机制和价格改革调整机制，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政府投入做到心中有数、防范风险，也明晰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增强了吸引力。在开放散货码头、油码头和危化品码头等领域，民营主体在港口经营中占到2/3；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参与城市棚户区改造，鼓励民企利用自有存量土地和自有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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