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与会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会议，和在座的各位交流一下我对今天会议主题新型城镇化与PPP这样一些话题的看法。我今天发言和观点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官方的立场。
今天我想谈四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个方面的看法是中国的城镇化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按照世界城市化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城镇化率在30%—70%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城市化或者是城镇化比较快的一个阶段。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去年年底是56.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十分快速的变动阶段。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就是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由1978年的17.8%迅速增加到了去年年底的56.1%。平均每年提高大概是1.02个百分点。所以到去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7.7亿。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201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中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按照这个规划确定的目标，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会进一步提高到60%左右。按照这样一种预想，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总人口会由目前的7.7亿人进一步提高到8.4亿人左右。按照一些学者的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到大概70%左右。那个时候，中国的城镇总人口会超过10亿人。
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建设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城市要为居民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各类基础设施、各类公共产品的规模和质量，也在不断地扩大和提高。
刚才郑新立主任拿铁路做了一个案例来介绍，中国高速铁路目前的总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9万公里，占全球高速铁路60%的运营里程，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在未来五年，我们还要新建1.1万公里的高速铁路。这些高速铁路，主要是连接城市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对城市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居民的出行便利，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以保障房为例，大量的人口进城之后，政府毫无疑问要为那些中低收入的城市居民提供经济便利的保障房供给，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要求，未来五年，中国的各级政府还要新建两千万套的保障房，这里面大量的都是棚户区的改造以及城中村的改造。
以环保为例，中国目前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了80%甚至90%，但是中国还有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无论是垃圾处理还是污水处理的水平，都非常的低。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我们仍然需要为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市的环保改善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所有这些建设和投入，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好的投融资体制和好的金融服务的环境。所以接下来就引出我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需要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和金融的创新来加以支撑。
过去，应该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投融资体制和金融的创新，已经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没有这种服务，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城市发展的成果。那么从我们经历的过程来看，我们过去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最早大多是由政府包办的。但是后来开始进行改革引入市场化的机制。第一步首先是实行了政府和企业的分派，就是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项目，由政府直接包办，转移到了政府成立的各类投资主体，也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说的，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来承担。这种改变解决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问题，应该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政府是不能直接举债的。当政府成立这样一个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时候，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主体，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虽然是国有企业，但是具有融资的资格，所以这才使得城市建设的领域有了大量的市场化的融资，这就完全克服了过去靠政府提供，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格局。这样一种格局是不可能推动城市发展的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变化。
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了今天上午张勇副主任介绍的各种各样的PPP的模式。这种改变，除了解决了融资问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的作用，就是它提高了效率。因为企业相对于政府而言，它的预算约束可能也不是那么硬，但是一定会比政府要硬一点，企业按照企业的经营模式来运作这些项目，它的效率也比政府要更高。所以我们不仅通过这种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解决了融资的难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项目运作和运营的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创新也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越来越符合需要的各种金融产品，过去我在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工作的时候，我们比较早的就推出了城投债，这是为地方各类投融资平台公司，也就是城投公司发行的一种企业债券，因为在中国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但是有了城投公司，它就可以按照企业债券管理的条例所给予的设定的条件，来发行企业债券，我们简称它叫“城投债”。这类“城投债”的推出实际是中国特色的市政债，就是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金融产品与创新。在“城投债”发行过程中，我们又不断推动根据不同企业发行条件，推出了资产抵押的债券，根据项目的投资回报期的长短，又推出了只用付息，不用还本的所谓的可续期的债券。像这类债券，就特别符合现金流非常稳定，增长非常持续，收益期非常长的项目，同时也根据市场的状况推出了私募的债券。后来财政部又推出了地方政府债券，刚才陈文辉主席也提出保险公司在保险资金的运用方面也进行了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有了专门的保险资金的股权和债权投资计划，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都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第二，我想说在推行PPP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第一，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目前长期融资的工具和品种还是不足的，但是我们大量的PPP所涉及的项目它的回报期可能都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但是我们现在很少有期限超过二十年的融资品种。这样一种融资品种的不足，使得我们很多项目的融资和项目的回报期匹配是不一致的，给项目运营本身带来很多现金流的问题，带来很多流动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在金融服务方面需要进一步予以重视的一个领域。第二，我觉得还是要改变对私人企业的一些观念性的提示，私人企业参与PPP项目，本身具有融资需求，在PPP框架下，私人资本融资需求能不能得到正常满足，我觉得对PPP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普遍对私人资本的融资比如说发行债券，是具有一定的提示性的，从评级开始。所以私人企业如果要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话，它的成本，比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都会高。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私人资本参与PPP，从项目得到的回报也不会低，因为它的成本摆在那。不改变这种提示的状况，会使得我们私人资本参与的项目会流产。因为地方政府有一种选择，如果它直接融资的成本比私人资本参与想要的回报还要低好几个点的话，会排斥私人资本，这个时候PPP项目是很难做出的。
第三，就是还必须要解决好参与PPP项目对企业特别是对私人企业的收益权和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在这个过程中，PPP项目法律文件的安排，包括它的批准程序，我觉得要进一步法制化。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是频繁在换，换了一个市长、换了一任书记，他有时候对他的前任所做的这种PPP项目的收益承诺，他认不认账？如果不认账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私人企业的参与就是较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项目安排决策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法制化，比如说让地方的人大，以地方法的方式予以确立。我觉得这对私人资本的参与会是一个更稳定的、更安全的法律保障。这些制度问题，我觉得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
最后，因为我是规划司的，所以我还得谈点规划的问题，所有的PPP项目，它的发起方，当然大多数的地方政府，但这些项目是不是合理，未来的可持续性怎么样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做得很好的，但也有做得很烂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规划做得过大，城市的边界搞得过大。地方政府的领导都有着这样的理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希望我在这儿当市长、当书记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城市建得更漂亮，做得更大，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城市发展、城市的扩张有它自己的规律也有它的约束条件。中国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从资源环境的角度来说，我们最大的约束条件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城市发展一定要走紧凑型的路子，不能够走那种摊大饼的路子。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有过一篇文章，说城市就是密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密度的理念。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城市来说，是各类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聚集，高密度聚集才产生城市，这是城市化的定义。我们现在各类城市的密度，无论是城市密度还是人口密度，和纽约、曼哈顿比都很低，如果密度过低，带来的问题是基础设施的网络不合理的延伸，带来过度的投资，而且基础设施因为铺得太大之后，很难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是它不经济的利用。所以说如果我们拿比如说纽约、香港和北京来比，在曼哈顿地区地铁密度和我们在北京三环以内的地铁密度是没法比的，因为北京城市规模太大，就没法把你的密度投资资源集中在这个中心区，所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就过大，财务负担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过大的。
所以我们在合理规划城市的基础上，在加以合理的有时序的安排各类项目的话，才能真正走上一条财务可持续的道路。因为不管是政府直接融资还是通过PPP融资，政府提供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付出的代价是必需的，因为我们没有免费的午餐。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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