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开始，在资管新规落地、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信用债违约集中爆发。去年10月后，中国股市大幅下跌，一些上市民企又相继出现股权质押爆仓风险。这些事件让长期以来潜藏在金融市场冰山之下的世纪难题——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浮出表面。深究来看，这个难题又指向了中国金融服务供求不匹配的问题。张斌指出，供求匹配的金融服务大路走不通，于是实体部门和金融中介通过绕道的方式满足新的需求变化。家庭部门投资在绕道，企业和政府融资也在绕道，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则是寻找绕道的办法。这一方面凸显了我国的金融服务供给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目前，在银行信贷体系中，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国有企业、政府项目、房地产领域，而对“三农”、中小微企业往往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其实是个世界性难题，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小微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往往信用风险较高，自然对应着较高的贷款利率，但目前“企业融资难、银行不敢贷”的现象突出。
此外，银行业近年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往往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类似，难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正是因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部分机构在表内和表外、银行和非银行之间进行资产和负债的腾挪，存在“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的行为，由此带来了许多金融风险事件。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银行表外业务收缩，在对银行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影响到了经济发展，造成2018年基建投资大幅下降，统计数据显示，不含电力的基建投资增速从去年初的16.1%一路下降到年末的3.8%。除了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的金融业还面临总量过高的问题。2007年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非常快，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8.44%，近两年增速随缓慢下滑，但2018年，该数值仍达到7.68%，与历史相比，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尽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持续过快上升仍然潜藏着风险。
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总量问题，都说明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低效金融供给，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在2017年4月举行的CF40年会上，孙国峰曾提出，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包括五个方面：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他认为，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今年2月26日，潘功胜也提到了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人民银行下一步的思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坚决防止金融业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央行发布的最新的货币政策报告删掉了“中性”一词，货币整体在稳健的条件下略微宽松，但要让资金真正流向实体经济，最重要的还是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2017年，孙国峰就曾指出，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尽管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已经放开，但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仍在健全之中。需要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增强央行利率调控能力，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定价及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防止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等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还应该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对于复杂跨界业务进行“穿透式”监管，实现监管的全覆盖，不留空白和套利空间。
第二，坚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破除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股权融资渠道，提升资本市场发展质量。多年以来，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股票市场融资主体集中于大型成熟企业，中小板、创业板和场外市场规模较小，与大量初创、小微企业旺盛的股权融资需求不匹配。因此，应该调整融资结构，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改变股票市场的“倒三角”结构，丰富债券市场产品和层次。
第三，优化大中小金融机构的布局，发展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孙国峰曾指出，优化金融结构，非常重要的是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一些高风险金融机构占用了大量流动性资源，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金融供给，应当实施市场化退出。
第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塑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服务模式、风险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在这方面，一是要调整信贷结构，发挥好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的作用，强化窗口指导和信贷指引，完善对金融机构的考核导向，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新型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二是要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当前我国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股东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维护。大股东（特别是国有大股东）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复杂，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中小股东缺乏话语权，权利被忽视。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三会一层”边界不清晰、权责不明确，董事会决策核心作用弱化，薪酬、风险等各种专业委员会的职能虚置，外部制衡机制缺位、失位、越位并存。除此外，孙国峰还认为，应该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不断融入金融领域，通过“金融+科技”的深层次融合，形成不依附于传统金融机构与体系的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金融科技通过改造提升传统金融服务与产品、开辟新的产品和服务领域，已在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等诸多金融领域得到应用，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丰富的金融服务产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提高服务效率和精准度，使金融朝着个性化、多元化、产品服务精细化等方向发展。
张斌曾撰文指出，金融补短板，需要在金融产品和市场，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做出大的调整，需要大量的改革和长时间的市场培育。当前比较迫切的金融补短板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1，推动以REITs为代表，能带来现金流的长周期、标准化的基础金融资产。REITs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是通过发行信托收益凭证汇集资金，交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不动产投资经营管理，并将投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信托基金。可以用于发行REITs的资产包括租赁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度假公寓、办公楼、仓储中心、商场等所有能够产生长期、稳定现金流的不动产和基础设施。REITs有多种类型，国际上主导类型是权益型REITs，类似股票。REITs为居民部门提供中长期金融投资工具，为企业和政府的不动产投资找到权益型融资工具，降低企业和政府杠杆率，降低金融中介风险，是同时解决居民、企业和政府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的有效金融工具。推动REITs发展需要两方面的政策支持。一是税收政策支持，按照国际惯例REITs将经营应税所得90%以上分配给投资者时，免征企业所得税；REITs经营中包含物业出租的，免征房产税；REITs发行过程中需新增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递延至转让给第三方时进行税务处理。二是金融政策支持，为REITs设立单独备案通道，制定相应审核、发行规定；对租赁经营管理情况良好、市场认可的项目，允许发行无偿还（赎回）期限、无增信措施的产品；允许公募发行；允许公募基金投资REITs产品。
3，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提高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在政府总债务中的占比，拓宽和规范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经过三年的地方债务置换，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在全部政府债务中的占比显著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过低，地方债务利息成本仍有进一步下降空间。考虑到各级政府出于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缺口和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的需要，未来仍面临着规模庞大的融资需求，需要尽可能地使用低成本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满足这些融资需求，避免地方政府利用复杂的通道业务获取高成本、期限错配的资金。通过建设项目专项债、基础设施项目PPP和REITs等多种方式拓宽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不仅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务成本，也利用市场力量对项目形成了评估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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